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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起收藏名人书信,谈钱钟书书信拍卖风波与收藏心得

方继孝“收信”经验

2013年06月19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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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传
方继孝
名人书信鉴藏家。笔名由己,籍贯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鲁迅博物馆荣誉馆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名人书信收藏,同时发表、出版诸多论著,著有《陈梦家往事》《陈独秀遗稿的下落》《徐志摩和中国的康桥》《书法家沈从文》《清奇诗僧苏曼殊》《爱做“翻案”文章的郭沫若》《创造社主要成员及其故事》等,随笔集《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碎锦零笺》;辑校《陈独秀先生遗稿》,整理溥仪自校本《我的前半生》,学术论文集《字字珍藏——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合著),《方继孝说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其中《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记与往事》被评为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陈独秀先生遗稿》获2007年国家图书馆“文津奖”提名,《碎锦零笺》被评为三联书店优秀畅销书。
名人书信既有书法价值又有研究价值。左起为方继孝收藏的丰子恺、沈从文、钱钟书信札。方继孝供图

  近日,“钱钟书私人书信上拍引杨绛反对”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名人书信收藏的话题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旧时通讯不便,人与人之间靠写信联络,文化名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书信不仅书法底蕴深,内容往往还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并且鲜见赝品。由于书信便于携带和保存,留存下来的数量亦十分可观。但这类收藏对收藏者要求较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方可涉足,否则即便到手也可能看不懂,更别提发现其中的奥妙了。名人书信鉴藏家方继孝可是这方面的行家。

  【市场走向】

  上世纪80年代 按邮票面值卖

  方继孝上世纪80年代起始涉名人书信收藏,“那时我也是个文学青年,经常给报社、杂志社投些小稿。当时很多刊物的主编都是知名文化人,比如有作家浩然、刘绍棠,他们给我回信,我就收藏下来”。

  方继孝还有集邮的爱好,那时的月坛公园邮票市场上有许多商贩出售旧信封,信封上贴着精美的邮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这些旧信封里面发现了名人写的信,如曹禺、郭沫若、周而复等著名作家写的。当时邮票贩子看重的是旧信封上的邮票,对信的内容并不在意。“那时候的信都是按照信封上贴的邮票卖的,邮票市场价5毛钱,这封信就卖5毛钱,邮票值5块钱,信也就5块钱,根本不管信是郭沫若写的,还是曹禺写的。”

  上世纪90年代 书信市场起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艺术品收藏蔚然成风,作为书画艺术品支流的书信也开始受到关注。中国书店的柜台里,后海、潘家园的地摊上都时常可见书商小贩在兜售名人书信。流落到市面上的名人书信,很大一部分是作家与出版社编辑的往来信件。“那时候东西很多,就看眼力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方继孝曾在潘家园以300元的价格买到一大口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信函,茅盾的、巴金的、丁玲的……几乎所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书的作家的信都有。据他回忆,那时如果论堆、论口袋地买,一封名家信件合下来大概几十块钱。明码标价的名家书信,如钱钟书、曹禺的一封信价位在百八十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自清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写的一封毛笔信,小贩要价八百一千块,“砍到500买都算(出价)高的了”。彼时北京的拍卖公司刚刚起步,也有名家书信上拍,但举牌者寥寥无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5月中国嘉德的拍卖场上,朱自清给学者唐弢的一封信最终以高出估价19倍的161万元成交。

  2000年后 价格不断翻番

  在方继孝看来,2000年是名人书信收藏的一个分水岭。“1999年以前500元到800元的东西,2000年以后就要1000元到2000元才能买到,翻了一倍。”2000年,在中国嘉德的周末拍卖会第56期上,沈从文的三封信底价3000元至5000元,最终成交价7300元;钱钟书的五封信,底价5000至7000元,成交价1万元。而在2002年中国书店的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郑振铎致董康的三页毛笔信以3000至5000元起拍,最终2.5万元落槌成交,加上佣金2.75万元,超出底价近10倍。到了2005年,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七封情书拍出了37.4万元的高价。在此后的各大拍卖会上,打头阵的都是名人书信,市场也开始悄然升温。

  【收藏理念】

  一看书法价值,二看文献价值

  收藏名人书信近三十年,方继孝也总结了自己的一套收藏理念。“我第一个想法是尽量买用毛笔写的,书法好的。像茅盾、郭沫若、沈从文、钱钟书这些大家的毛笔书信,都是精美的书法艺术品。”其二,要看书信的内容。“文化名人的信流传到社会的,多为给编辑部或同行写的信,一般都是开门见山,言之有物。以后要是研究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这些信就是重要的史料。”如果收藏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还可能从中发现鲜为人知的历史。

  发表、上拍需考虑著作权

  方继孝收藏了近万封名人书信,并用这些书信出版了十几本书。在使用名人书信资料时,他对著作权等法律问题也极为重视。例如今年年初出版溥仪《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就咨询过律师的意见。

  上世纪50年代,溥仪出版了他的认罪书。书面世前,溥仪在未定稿的油印本上做了大量批注,但有些内容没被出版社采纳。溥仪去世后,这个“亲校本”流落民间,几经辗转,上世纪90年代初到了方继孝手中。当时他不知道出版该书是否侵权,群众出版社的律师告诉他,“没问题,大胆出”,因为“一来溥仪没有后人,也没有把书的版权委托给亲属或其他机构,这在法律上叫‘无主著作权’,那么物权所有者就是著作权人;二来即使他生前有委托,他去世后50年,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还是可以用”。

  涉及隐私应捐给研究机构

  谈及日前钱钟书信札引发的纠纷,方继孝认为,倘若此次拍卖的钱家书信纯属学术范畴,不涉及隐私,杨绛或许不会反应激烈,因为“很多年以来,钱先生的书信、手稿曾多次拍卖过,杨绛老人并没有说过什么。”

  对于这类涉及隐私的书信,方继孝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捐赠给研究机构。“名家书信是研究名家的重要文献,即使不能公开发表或拍卖也要好好保存,千万不可自行销毁,因噎废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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