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别指望一揽子方案”(1)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 之 二十八

　　吕冰洋：从观众席发声

　　吕冰洋位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不算宽敞，一个桌子，一张沙发，一面书橱，拥挤在这个房间里。书橱中除了经济方面的书外，多是哲学和文化方面的书籍。

　　1995年吕冰洋从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此后的11年中，他在山东省威海市地税局任主任科员。在此期间，吕冰洋先后拿到了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6年吕冰洋离开威海地税局，放弃公务员身份，开启了学者生涯。

　　“人生就是一场布朗运动，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或许也是有一种力量推着走到现在。”吕冰洋说，自己喜欢研究思考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市场问题，那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本来的工作做得好好的就走到这儿了。

　　在实际业务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使得吕冰洋在研究财政问题时，更加注重政府方面的研究。

　　对于政府近年来大规模的支出，吕冰洋认为，主要是对市场的约束导致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即如果市场存在多种约束，就导致私人部门经济行为受到种种限制，从而经济发展就需要依赖政府支出规模扩张。

　　2011年吕冰洋设想了一个税种，就是在降低增值税税率的前提上开征销售税，销售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今年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他的新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观点。

　　“现在社会上每次改革都会弄得沸沸扬扬，声音比较嘈杂，你说了不见得别人会往正确的方向上去理解你。我希望提供一种比较理性的声音。” 吕冰洋说。

　　谈到知识分子对于改革的责任，吕冰洋的态度是“买票不入场”，即到观众席上发声而不是直接参与到改革进程中。

　　吕冰洋说，“我只是把我的声音发出来，提供一个角度，对别人有价值，那我觉得我做这个研究很值得。假如没有道理，那大家也知道这条路走不通。”

　　■ 人物简历

　　吕冰洋，1973年生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经济增长。

　　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发表40多篇论文，出版《中国资本积累：路径、效率与制度供给》、《税收分权研究》等著作。

　　吕冰洋为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美国George Mason大学访问学者。1995年从南京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后，曾在山东省威海市地税局工作11年。

　　■ 核心观点

　　以一个社区为例，如果社区管理者限制企业进入，只能由社区管理部门提供桶装水，由此会增加桶装水的生产、销售、管理人员，这样社区管理部门的规模自然随之扩大。由此可见，对市场的约束导致政府支出规模扩张。

　　经济改革着力点在于放松对市场约束

　　新京报：你曾发表文章阐述你对市场约束和政府支出关系的研究。为何选择这个点去做研究？

　　吕冰洋：要研究政府，离不开财政，研究财政，离不开整个的宏观经济背景和改革。

　　“财”、“政”，财涉及经济，政是政治制度，财政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结合的重要关节点，政府每天从你那里收了很多税，又要把钱花出去干很多事，这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事儿。

　　你想想，如果不是政府，是别人，张三从你兜里每天掏出一点钱来，然后再给你买牛奶，买一堆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张三掏的钱合不合理？有没有中饱私囊？即使他很廉洁，他有没有合理花钱？这不是天大的事吗？我关注的领域就是政府这种财政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对经济的影响。

　　新京报：政府花钱越来越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吕冰洋：政府支出增长有好多种理论学说，最有解释力的学说有两个。

　　一个是工业化进程的推动。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这就会导致政府支出增长，这体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同时，工商管理、司法等公共服务的费用也随之增加。

　　另一个是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政府大力增加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到中期后，私人资本跟上了，政府支出可以降下来；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人们就会增加对教育、医疗等福利支出的需求，政府的福利和民生支出会增加，所以政府支出会增长。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主要是由于市场约束导致政府支出增长。

　　新京报：能否简单阐述一下你的“市场约束学说”。

　　吕冰洋：理论是很直观的，如果市场存在多种约束，就导致私人部门经济行为受到种种限制，从而经济发展就需要依赖政府支出规模扩张。也就是说，捆住了市场，那么只好政府“入场”。

　　我们以一个社区为例，社区居民每天需要喝桶装水，如果社区允许各种桶装水企业自由进入社区进行竞争，那么市场自然地会有效率地满足居民饮水需要。可是如果社区管理者限制企业进入，只能由社区管理部门提供桶装水，由此会增加桶装水的生产、销售、管理人员，这样社区管理部门的规模自然随之扩大。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政府支出规模必然与市场约束存在联系。

　　由此可见，对市场的约束导致政府支出规模扩张。

　　巧合的是，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也有一句极为类似的话：“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经典含义有多种解读，用在本文可以理解为：经济难以管理，是因为政府针对经济的“有为”太多，所以经济问题丛生。

　　之所以出现如此悖论，是因为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为市场施加了很多约束，这抑制了市场经济活力，在私人部门对经济增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就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来影响经济。

　　解决问题不能指望“一揽子方案”

　　新京报：市场约束有什么不好呢？

　　吕冰洋：首先，一个市场如果存在种种约束，私营部门的资源配置就达不到最优，生产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只好政府出手。

　　其次，在经济萧条期，本来市场能够对经济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以调节经济周期，但由于市场约束的存在，使得这种作用发挥失灵，只好由政府来出手。

　　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什么不叫积极的货币政策或其他政策呢？主要是因为其他政策很难发挥作用了。

　　利率、汇率变动等影响的是资源的流动，这些政策本来是应对危机很好的政策，但因为市场约束的存在，我们调整利率就不会像市场利率那么灵敏，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失灵，就只好由财政政策出手了。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各类民生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等普遍呈迅速上涨趋势，就每一项政府支出而言，它的增长总是能找到合理性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放松市场约束不但会减轻政府支出压力，而且不会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甚至更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我们政策着力点就应该放在有选择、有步骤地放松市场约束上。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政府搞市场约束，目的就是故意设置空间来寻租。是这样吗？

　　吕冰洋：我不否认有利用市场约束寻租的情况存在。但实际上市场约束的形成不是这么简单的，从古代到现代都有内在逻辑，制度的存在会有一个路径依赖特征。

　　新京报：应当如何缓解市场约束？

　　（下转B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