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废除高考解决不了教育问题

　　提到博弈人们会很自然想到“囚徒困境”，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博弈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在北大任职期间，张维迎曾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通选课“博弈与社会”，就是从最简单的博弈理论出发，探讨生活中和博弈有关的种种选择事件。在经过8年终于完成《博弈与社会》时，张维迎发现：其实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共同问题

　　人类不合作原因是无知和利己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这是在你写完之后总结出来的？

　　张维迎：是我写完之后总结出来的。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们过去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研究均衡，这里有问题和误导性，因为我们人类最主要的就是合作。过去可能我们也谈过很多，说人类整体的所有的进步都来自于合作。但是合作还有很多的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就是囚徒困境，人类的进步需要我们不断地克服这个障碍。我觉得不光是经济学，整个社会科学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人类怎么合作。

　　新京报：你也提到，要搞明白怎么合作首先要搞清楚人类为什么不合作。

　　张维迎：人类不合作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知识有限。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都想占便宜，最后造成不合作。合作不是否定每个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人类能够实现多赢合作。

　　新京报：怎么解决人们与生俱来的利己行为？

　　张维迎：这就涉及制度文化，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等等。产权制度就是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有一些制度的存在可以让人们更愿意考虑获得长远利益，人们就更加理性一点，彼此更加信任，合作更好。每个人如果为了短期利益，大家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是这样，政府的存在本来是为了更好的合作，但是政府的存在能不能真正有助于合作，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政府有权力之后可能滥用权力，反倒破坏了合作，包括财产权的侵犯，所以就需要建立更好的制度约束政府。

　　教育现状

　　分数导向制约素质教育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小孩子补课也是囚徒理论。如果所有学生周末都休息，考上重点中学和大学的会是最聪明的孩子，但如果别人的孩子周末补课，你虽然聪明但不补课也可能考不上好学校。最后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在补课，仍然是聪明的孩子考上重点学校。

　　张维迎：对，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困惑，每个人都在追求对自己好的东西，最后发现对谁都不好。有时候认为是好的事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计划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相信可以让人类生产更有效、社会更公平，结果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所以后来我们就不断改，改革就是不断引进市场。如果这个社会有问题，很大程度就是由于我们陷入囚徒困境。

　　新京报：所以制度就是为了突破。

　　张维迎：对，改就是为了走出这个囚徒困境。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我们今天有很多潜在的合作机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认识到，或者认识到了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使大家能够这样去做。

　　新京报：但是操作起来很困难。

　　张维迎：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比如刚才你提到的补课的问题，我们看出这个毛病了，这个东西对谁都不好，我们讲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做不下去？就是因为背后还有更深的体制在掣肘，或者是分数导向。把身体搞坏了不要紧，只要我能上清华北大就可以了，这就有一部分人目光短浅的问题。是不是废除了高考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不是这样的。

　　新京报：在书里你也提到，高考制度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但仍然是目前我们国家最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张维迎：当然了，如果我们大学本身是自由竞争的，这个问题慢慢就会解决。如果大学不是自由竞争的，国家只塑造那几所重点，就形成人为的一个金字塔。美国同等大学多了，大家觉得哈佛好，耶鲁、斯坦福、普林斯顿也都很好。但是中国就是给北大、清华定10分，其他的可能是6分。如果大学本身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体制，你的选择就多了，大学有竞争以后就注重自己的名声了，招老师就不会胡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像美国这种招生的方式，仍然有考试，考完以后你申请几个学校，每个学校录取不录取是它的事情。但要想办好学校，就要想办法录取好的学生，这就是美国大学的声誉机制。我们现在只能靠很严格的，比如一类大学、二类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来定，这样就死了，考试差一分两分这有什么差别呢？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只能这样，然后你就发现素质教育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囚徒困境就在这儿。

　　解决途径

　　“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有办法拿得住的人”

　　新京报：机制是否能解决囚徒困境的全部问题？

　　张维迎：我们看到一个囚徒问题，实际是由背后很多体制决定的，我们只要这个体制做好了，很多囚徒困境就可以解开了。但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大家认识到只有竞争性的大学体制才是最好的，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一点，我们怎么保证大学教育质量？就是靠教育部门发文件、做规定、做检查？这个问题一定没法解决。再者就是，即便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那些官员有权，不想放弃权力，他也不会这样去做，这就需要另外一种制衡官员的力量。这些官员如果做不好了，老百姓可以不要他了，他就不敢要那么多权了，权力的分布就能更平衡一点。

　　新京报：在谈到腐败的问题时，你在书里也说了，治理腐败最重要的就是分权。

　　张维迎：现在中国老百姓不太相信政府，因为你权大以后，自由裁量权太大。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有办法拿得住的人，如果他表现不好的时候，可以撤换掉，那我就会相信他。如果我对他一点办法没有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他。你上火车以后，有一个东西不能拿，你愿意把东西交给小伙子保管还是老太太保管？你还是喜欢交给老太太保管，因为她跑不了，但是小伙子就有可能有能力拿跑了。因为你权力太大了，没人能限制你。中国很多问题在这种体制下仍然有一个囚徒困境。

　　新京报：在最后一章里你还提到解决制度问题需要孔子这样看得更远的一些人？

　　张维迎：就是制度“企业家”，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者，理念的很多转变需要思想型的求同“企业家”，比如像邓小平这样的。这些人做很多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大的理想，这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进步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么一些有理念的制度“企业家”，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长期锁定在坏的均衡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均衡，对所有人都好。不过，如果只有一个人在那儿改变的话，反倒不好，还是走不出囚徒困境，只有大家协调着去改变。这就需要一种思想和操作方法。

　　■ 人物名片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经济学教授。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1990年曾在国家体改委工作。2006-2010年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2006年3月他发表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的长文，将有关改革的争论推向了一个高潮。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代表作《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中国改革30年》，《市场的逻辑》等。新作《博弈与社会》日前由上海天翼图书联合北大出版社共同推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