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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处理当下现实?

2013年06月22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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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在小说中,父子情感是比较难以处理的题材,它不同于爱情。在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余华对于父亲的书写有所改变,在沿袭过去写作路径的同时,他有进一步精雕细琢的尝试。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部作品读完。总体来说,小说还是比较好读的,13万字,七天的故事。从小说本身来说,我觉得接上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那种叙述,简洁、明晰、透彻。可以感觉得到,余华对于叙述技巧的掌握,火候拿捏得非常准确,在简单中有种明晰。这些也区别于他早期写作中大量主观化场景、暴力场景制造的眼花缭乱感。七天的故事,是在一个明晰的有限定性的时间进程中来把握的,步步推移。单纯从小说叙述处理上,我个人感觉《第七天》比《兄弟》要好,尤其是《兄弟》的下部,我感觉《兄弟》的上部还不错,叙述中,有从容,下部就不够收敛。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死者,这种身份的设置,可以说是余华在追求一种叙述的状态,死者和活着的人不同,他的关系会比较简洁,不像活着的人,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处境。同时,这个人又是一个被动的人物,这种性格的设定显示出余华对今天社会中,某一种生活在底层与困境中的人的理解。他们被剥夺,被损害,失去了行动的主动性。许三观其实还是有他自己的积极性,通过卖血这个行为,来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有所承担和负责,而这本小说里,主人公完全是一个被动的人。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写的也是一个死者的故事,那种叙述呈现出一种饱满的、复杂的,充满历史冲突和文化、文明兴衰感的形象。相比帕慕克,这部作品的故事简单而单纯。它主要是写我和父亲的故事。其他介入进来的故事和这个故事本身,没有一种内在关联,而是一种旁观的相邻视角。

  这部作品在写一种伦理情感,最多着笔的是我和父亲的关系,是小说的核心情感,而且这个父亲还是养父,一种超出血缘的养育之恩。在小说中,父子情感是比较难以处理的题材,它不同于爱情,尽管在小说中,余华把一对在底层的青年男女的爱也写得非常具有悲剧感。仔细回想,不同于其他作者,余华在小说中涉及爱情的比较少,他经常会触及父子情感。早期小说中,像《在细雨中呼喊》,呈现一种家庭伦理的绝望,里边的父亲形象是非常丑陋、猥琐的,他们是家庭伦理的颠覆者。《活着》中的福贵也是父亲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写了很多男性,我父亲杨金彪,卖肾的男青年伍超等等,都有情感的渗入,可以看出他对于父亲的书写有所改变,在沿袭过去写作路径的同时,他有进一步精雕细琢的尝试,可以说他刻画人物和情感的笔法已经炉火纯青。

  最后想说一下他对于现实的处理。在这部小说中,余华通过死魂灵的叙述,表达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小说中,相当多的人都是死于非命,是非正常死亡。但让人遗憾的是,我和很多网友意见一样,就是他把太多社会新闻的热点,譬如贫富差距对立、社会不公、拆迁、警民争执、市政府闹事、社会底层贫困化、道德价值沦丧等等放了进来。作家关注现实是需要的,但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在当下是一个难题。以前,我们有关于现实主义的写作,这种名号给作家的写作规定了某种意义,但在失去一些绝对观念后,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现实便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中国当下的现实充满着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丰富,生动甚至充满矛盾。

  我对于这本小说,有所质疑的,是它对于现实的一种处理。它汇集了太多阴暗面,并且主要从阴暗面中堆积出一种悲剧性情感和对现实的批判性,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否有些简单化?余华呈现出的他对于现实的理解,受到了强烈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支配,譬如贫富和道德的挂钩、官民对立、善恶二元论等等。我想,对于余华这样的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一种简单对立,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复杂的,对它的叙述也不应该这么简单,以余华的思想之深邃,他完全有能力写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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