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春 展现一个世纪的新诗曲折历程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福春参加过无数的研讨会，但近日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会议大厅参加自己新书的研讨会，还是第一次。会上，老中青三代评论家，如谢冕、白庚胜、陆建德、吴思敬、唐晓渡、张柠、李怡等齐聚一堂，他们有的是刘福春一辈子的好友。

　　新书名为《中国新诗编年史》，分为上下两卷，以编年体的形式，收录新诗从1918年到2000年的史料。一般此类大型著作多为集体合作，比如18卷本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为武汉大学组织了多所大学的多位学者合力完成。该书由刘福春一人独立完成，因为这项资料性的基础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三十年来他很少写理论文章，在所里被称为“做资料的”，在职称和福利上都得靠后。

　　这两百多万字的新诗编年史出版不易，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申请到了国家出版基金，这让刘福春颇为欣慰，一是一辈子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成果，二是史料性的基础研究终于得到了肯定。作为圈内知名的新诗史料收集研究者，这套编年史在资料上的丰富翔实，以及史学选择上的问题意识，尤其是众多的“文革”史料，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

　　海量藏书终成“新诗收藏馆”

　　朝阳区文化馆附近一条胡同深处的大院门口，挂着朝阳区基层文化辅导中心的牌子，院里的一座红砖楼房二楼的一个七八十平米的房间，门外贴着“新诗收藏馆”的牌子。这个房间里，有45个书柜，里面陈设了刘福春一生收集的大部分诗歌资料，另有三分之一还留在他面积差不多大小的家里，因为这个房间也堆不下书了。

　　很难想象，这些海量的书籍之前堆在他家里是怎样的情形。“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不让去家里，真的进不去，已经伤人了”，刘福春称，儿子小时候因为被书绊倒而缝针，老婆最近也绊倒过一次造成轻微骨折。

　　2011年，主编《创世纪》的台湾诗人张默慕名来到刘福春家里拜访，因为刘福春作为新诗史料收集最丰富的“活字典”，如今在海内外都小有名气。大老远过来，刘福春不好意思挡驾，就给他找了一张凳子坐下。张默坐下不久就难受得不行，提议集体起立站着。

　　刘福春也觉得过分了，就找了朋友的仓库暂时堆放了一部分。后来，刘福春去上海出差时遇到了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徐伟提出可以给刘福春提供一个场所，于是就有了这个“新诗收藏馆”。

　　“新诗收藏馆”开张，刘福春拉了两卡车书籍过来，这些书籍至今还没能完全整理出来。“新诗收藏馆”未来将开放给做新诗研究的学者，如今已经有了一个“驻馆研究员”——北师大教授李怡。

　　与“新诗收藏馆”同时搬来的，还有他和林莽、吴思敬等老友一块做了多年的《诗探索》杂志，并同时设立了一间小小的、温馨的诗歌沙龙会所。现在，刘福春每天都要来这里整理他的书籍，有时和老友们谈诗喝茶，做些诗歌公益活动，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编年史当然不是资料史”

　　1980年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刘福春，分配到了社科院文学所。那时的他经常写诗，梦想当一个诗人。

　　那时所里正好有一个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其中有一个题目是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分配给了喜爱诗歌的刘福春。刘福春到处跑图书馆查资料，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书目只收录到了1949年止，刘福春觉得1949年后的史料还需要填补空白，便开始有意收藏1949年以后的诗集。

　　喜欢诗，还喜欢书，刘福春随后分配给了藏书家唐弢做助手，与书的缘分就越来越深。

　　80年代的青年刘福春没有钱，也没有房子，没想要藏书。但是那时候的诗集便宜，旧书店两三毛钱一本，薄薄的也不占地，藏书生涯由此开始。每个星期，他都去潘家园收书。

　　进入90年代，诗人、评论家、以及诗刊的朋友都知道了刘福春的这个爱好，便随时把自己的收藏和新出版的诗集送他。邵燕祥、牛汉、绿原等送过他很多签名诗集。刘福春记得一次从邵燕祥家搜罗到一堆书，用自行车驮着太沉，以至于不得不推着从永安路走回劲松家里。

　　刘福春收集到了大量上世纪80年代民间自印的诗刊，比如《非非》《星星》等。这些资料并非正规出版物，未能进入版本图书馆，但在诗歌史上的作用巨大。刘福春觉得，作为私人收藏者，他不可能超过图书馆，但这些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是他收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80年代以前，刘福春的图书收集主要靠旧书购买，90年代后至今，大量的诗集是自费出版，而且开本越来越大，越来越厚，只能依靠朋友赠送，刘福春称现在能收集到60%的新诗集已经很不错了。

　　在编年史中，史料的选择最能体现编者的眼光和判断。如周作人的《小河》，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类似编排得到了谢冕的肯定。但是，对于翻译诗歌以及《今天》资料的缺席，唐晓渡也表示了遗憾。

　　该书收录了大量“文革”期间看似与诗歌无直接关系的史料，如诗人的活动、日记、红卫兵报纸等，这些在其他的文学编年史中没有出现过，引起了评论家们的注意。唐晓渡觉得，这告诉了我们，“中国新诗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张柠甚至提到网上流传的一首名为《贡献敬爱的江青同志》的诗，据说是郭沫若所作，不知刘福春有否见到出处。刘福春后来对记者说，他也没有见到过这首诗，但“文革”时的小报也可能会有。

　　“编年史当然不是资料史，这里面包含了评价。”唐晓渡说。

　　【对话】

　　我并不认为诗歌是寂寞的

　　新京报：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人觉得你在“文革”这一段的资料非常珍贵，因为其他的文学史没怎么写出来。

　　刘福春：“文革”这一块，确确实实有很多是非艺术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编年史不完全是一个艺术史和诗歌史，而是一个问题史。我想把将近一个世纪的诗歌走的曲折道路尽量描述出来。

　　新京报：你觉得你在资料取舍上与其他的新诗史著作有什么不同？

　　刘福春：一方面，工农兵诗歌我放了很多，一般的不会选那么多。另外，像一些当时有问题的作品，比如卞之琳的《四重奏》等，发表了以后很多人批评。我把当时是怎么批评的，卞之琳怎么检讨的，这些我有意突出出来。我是想把诗歌写作的艰难，诗人想适应一个新的时代而无法适应的过程展现出来。比如让他们深入生活，他们就去写农民，我记得有一首诗是写农民下过雨锄地，写完了以后农民就写信来说下过雨是不能锄地的，因为锄了下面的苗就活不了。

　　这本书文献积累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说，可能最困难的是选择。我在选择上花的时间比找资料花的时间多。

　　新京报：1918年以后还有很多人写旧体诗歌，比如钱钟书、聂绀弩这些人，为何没有收进编年史中？

　　刘福春：钱钟书没有写过新诗，聂绀弩的新诗我提到了，但是旧体诗没有提到，因为我收录的是新诗。为什么用新诗的概念？就是把旧体诗排除。当然写新诗的人写旧体诗也是很有意思，需要探讨的。如果用现代诗的概念，就可以把这些旧体诗一起加进来。

　　新京报：工农兵打油诗也算新诗？

　　刘福春：还算新诗。因为那个时候民歌跟新诗运动有一个直接关系。上世纪50年代的文体非常复杂，一本诗集里面有快板、大鼓词、叙事诗等，分类问题非常头疼。我一般依据的是作者的主观愿望，他说是诗我就按诗分类，他说我是大鼓词我就不收了。

　　新京报：社科院像你这样做资料研究的多吗？

　　刘福春：不多，因为是需要做出一点牺牲的，所以我的硕士研究生都不主张他们做文献，因为占用的时间太多了。这条路走起来很难，我之所以能走下来，完全是按照自己兴趣来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们说我伟大、无私，我说我是非常自私的。我看到那些我没有的东西，就想把它拿过来。

　　我们常常说书比人瘦。我想呼吁一下，对现在文献的抢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我在80年代能读到的刊物，现在很多都不能读了。我们传统的书多用宣纸，纸张好，寿命比较长，能够重新装裱，而现代文献很多是报纸，包括抗战时期用的图纸，里面的酸比较厉害，最多就一百年阅读时间。今天这些文献已经到了一个阅读的极限，很多东西都不能再翻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感觉到现在诗歌很寂寞？

　　刘福春：寂寞我觉得都是大家渲染出来的，实际上诗歌活动是最多的，所以我的看法跟他们不是很一样。我记得很多年前电视台做了一个诗歌节目，在书店里面随机采访12个人，只有2个人读诗，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现在没有人读了。如果这个调查是真实的，那12亿人有2亿人读诗，不是疯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但他得出来的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