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黄昏：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

　　今年1月，刘小枫的《设计共和》出版。最近，他又引发了争议。

　　作为一名学者，他以学术著作、现实言论在中国学界具有持久影响力。当我们把他的著作、言论，与这个人对应之时，看起来无限接近，但似乎又离题万里。

　　2013年初，刘小枫出版《设计共和》一书，副标题是“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绎读”。施特劳斯是美国颇具争议的政治哲学家，现代性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这对刘小枫的学术路径产生了转折性的重要作用，《设计共和》这本书即是引介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又一部作品。

　　“我们追求民主已有上百年历史，不等于我们已然清楚‘民主的性质’。”在《设计共和》前言中，刘小枫写道：“就此而言，重新认识围绕卢梭意图的论争，对于严肃的思考来说仍然必不可少——追究学理难免与时代意见保持距离，而非让自己成为时代意见本身。”

　　借用这一说法，我们要认识、理解、评价刘小枫，有时也需要“与时代意见保持距离”，与新近的争议保持距离。我们可以顺着刘小枫的学术路径，以他学术生涯中的数次争议、转身，来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案观察，呈现刘小枫的成名与争议、善变与不变、拯救与逍遥。

　　刘小枫 1956年生，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的学术研究从美学转为哲学，其后转为神学，又转为国学，又转为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及西方古典学，其学术转向和言论颇受关注。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共和与经纶》等。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是纳粹党徒和反犹主义者，并曾为希特勒助纣为虐，其大空间理论为希特勒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施密特的影响主要限制在一些本来对自由民主持抵制和怀疑态度的人士当中。刘小枫对其著作的研究和译介，在学术界引发了很大争论。

　　成为偶像刘

　　1988年，继《诗化哲学》一书之后，刘小枫再度出击，以《拯救与逍遥》引起轰动，扬名学术界。那时，他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才两年。一时之间，他成为众多学者、学生的偶像或“精神初恋”，《拯救与逍遥》受到全面肯定，扮演了“拯救正在逍遥的人们的新启蒙的角色”。

　　当时，何光沪、宋一苇等学者对《拯救与逍遥》的诞生予以高度评价。何光沪撰文评论道：“在我国，国民自我局限久矣，学人自甘有限久矣，思想界自陷于有限的实证经验久矣！因此，小枫这本追求自我超越，指向超验价值的书，可说是对这种现状的沉重一踢，而书中的种种缺点或瑕疵，倒像是加重这一踢的粗糙马刺。”

　　《拯救与逍遥》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一位60后学者认为，美学研究出身的刘小枫深受八十年代环境的影响，“拥有激情”，“充满救世热情”。“这几乎是他生命的底色，那是时代在他身上的烙印。”

　　学者陶东风向新京报记者回忆道：“那时候反思传统文化，在这个大的语境当中，他不一样的地方，是站在基督教的价值立场，而不是像李泽厚等学者，站在一个世俗社会的立场。”

　　在陶东风看来，《拯救与逍遥》“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影响研究，不写基督教如何传入中国”，尽管这一学术路径引发争议，但站在神学的立场，仍然对中国文化提出了尖锐问题。

　　“中国的文化精神，刘小枫把它概括为‘逍遥’，这个逍遥，分析到最后，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立场，就像石头一样。”陶东风认为这样的解构虽然手法偏激，但仍然不失其“片面的深刻”。

　　对于刘小枫引介神学，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文革”后信仰缺位的焦虑感。陶东风不以为然，他认为刘小枫当时并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拯救与逍遥》基本上是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应该会更加增强一种焦虑感，而非缓解。”陶东风觉得这本书里隐含了一个观点：中国文化必须引入神学维度，必须神学化，才会有希望。

　　大相径庭的评价

　　二十世纪走到尾声。时至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潮泥沙俱下，席卷而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封底也记录了“常见词”，和八十年代迥然有别，其中前三个词语变成了：“现实”、“利益”和“金钱”。

　　反映在文化上，中国学界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否定、批判，随之变得强烈。“这时候，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神学维度，也不算是什么缺点，这个观点以李泽厚为代表；还有学者认为，中国也不是没有神学维度，只不过是和基督教不一样而已。”陶东风说。

　　自然而然，《拯救与逍遥》被重新评估，只是前后评价，大相径庭。评论家夏中义在对这本书的重估中，放弃了该书刚刚出版时获得的简单好评。有评论者分析道：“经过夏中义的学术重估，研究者会发现，《拯救与逍遥》并不像八十年代评价的那样简单，仅仅是用宗教来拯救国人。它是在当时实用主义的误读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是为了拿来就用。”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对刘小枫的要求过于苛刻，他这本书讲的主要是文学艺术问题，在文学艺术领域，他的很多材料、观点是有道理的。文学艺术不提供社会改革、文化建设的方案，那个时候的刘小枫还是个研究比较文学的学者，他并没有给中国社会文化更不是给整个人类开药方的架势。”陶东风认为。“我不知道现在刘小枫自己是怎么看这一部《拯救与逍遥》的？我觉得他跟原来的立场，已经离得很远很远了。”

　　刺猬还是狐狸

　　从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十年，刘小枫的学术历程从神学转向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转向西方古典学。刘小枫的学术转向多次引发争议，比如由引介施特劳斯而带来的现代性与古典传统的争议。

　　“引介施特劳斯本身不存在什么争议，可能有些人不喜欢施特劳斯、施密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先得了解呗。”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曾与刘小枫共事的学者王焱对记者说：“比如，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是一回事儿吗？很多人不知道，混在一起说。这些都没有翻译，没有了解，就不要说别的了。”

　　刘小枫的学术转变，被视为“善变”。青年学者羽戈不这么看，他向记者解释道：“用以赛亚·伯林的狐狸与刺猬之说，刘小枫屡屡转向，貌似狐狸，实则刺猬。打个比方，他就像一个战士，穷尽一切手段，以攻占那块领地，人们只看到他进攻手段的变幻，却忽略了他进军方向的恒定。”

　　在陶东风眼中，数次学术转变，则反映了刘小枫的勤奋。“所谓勤奋，就是说他在学术领域笔耕不辍，也介绍了很多西方的学术经典，我觉得这一点值得肯定。”

　　拣尽寒枝

　　在当下这个社会，哲学家的角色问题，哲学思考与时代的关系问题，都值得探讨。“我们这一代人，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自己，有公共关怀，但这公共关怀建立在独立的个人立场之上，并不想成为帝王师的角色。”陶东风说。

　　在采访中，他表示：“有些学者，也是出于公共关怀，但更关注怎样使自己的学术对政策、政治产生影响，这样的话，公共关怀就不那么纯粹了。”

　　陶东风与刘小枫同属于刘所划分的“四五”一代，即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生长，七十至八十年代进入社会文化角色的一代。相比于陶的现身说法，刘小枫认为：“‘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继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话语‘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对于哲学家的角色问题，对于善变与不变，看起来，刘小枫把这些问题都托付于一场寻找之旅。在《拣尽寒枝》一书的前言里，他表示：“始终带着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拣尽寒枝》出版后，2007年，哲学家张志扬在其书评中写道，刘小枫“那寻求的身影”，“让我肃然”。

　　相比于鲁迅走过中国现代思想史开端的“过客”身份，张志扬认为刘小枫“大概算‘香客’”：“他虔诚得像一名香客，但他不是那‘在永远的跋涉中寻找着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神庙’的苦行的香客，虽然还不知道神庙何处，但他已在信仰中沐浴着它的光照，以至他的朝拜如甘露般的安详甜美。”

　　谈及这一场寻找之旅的结果，另一位学者不愿多说，也不愿透露姓名，只引用一句古诗道：“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学界声音】

　　任剑涛：刘小枫以审美的态度谈政治

　　刘小枫的第一印象大家都会比较明确，是一个特别有才情的作家。他从研究诗化哲学出发，到审美主义，到基督教伦理，再到社会理论。再到施密特、施特劳斯，这样的学者很罕见，我首先是佩服。我认为他是滥用才情。这是中国文人的通病。为了能够有一呼百应的效应，为了长期保持对青年学者的重大影响力，刘小枫无所不用其极。他四十五岁以后才学希腊语拉丁语，就出了两本教材，他的粉丝们买来还欣喜若狂。我中山大学的同事讽刺我，你这就是嫉妒。你是不是惭愧？我说我是惭愧。一个人终身知识的缺陷是允许的，一个人想扮演终身知识的全能是可悲的。

　　谈现代政治问题不太符合刘小枫的才情。我跟刘小枫的交情也是15年以上，我的第一本文集里面，有我跟刘小枫的对谈，谈基督教的现代性。在耶鲁教了九年政治学的王绍光，他们谈的政治都是审美的态度，是反政治的态度。王绍光和刘小枫的口吻都是一样的。选举多么无聊？我们最好来抽签。我说也对，因为古希腊民主政治里面也有这样的安排。但是今天，每一个公民我们都假设他是一个平等的、可纳入抽签范围的人，万一你抽到了一个痴呆症患者怎么办？因此你的抽签要假设无数的政治条件。比如说身体健康、精神健全、有公共才能、甘于为大家服务，又特别能够反腐败。这些设定了，跟民主政治设定的有选举条件的限制是一样的。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就是要打破西方的选举政治。

　　有三种探究政治根底的方式，政治神学、政治私学、政治哲学。政治神学就是让神出来说话，以政治代宗教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定要请出世俗神，容易走向个人崇拜和政治灾难。政治神学通过两千年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实践表明它是有害的。政治实践直接来自于柏拉图。我们对这个世界表示不满，我们要一个理想国，我们要一个审美态度，这种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世间的政治都是虚假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谈政治哲学，是冲突的个人之间要组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如何正常化。而刘小枫恰恰从来不谈这个问题。但是刘小枫现在登高一呼，好像最伟大的汉语哲学家就是他了。我历来说他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私学家。

　　摘自任剑涛2012年参加搜狐网读书会的发言

　　三个80后与刘小枫：偶像的黄昏

　　刘小枫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三位年轻学人对刘小枫作品态度的前后变化，或许既能看到刘小枫影响形成的原因，也能看到他们与刘小枫“疏离”的过程。

　　“最近刘小枫先生的论调比较有争议，所以想讨论一下。”迟到半个小时，1984年出生的会长王鹏来到“爱思想的青年”读书会活动现场。

　　这一次活动名为“刘小枫作品分享会”。在豆瓣网页上，有这一活动的介绍：“这次我们读刘小枫。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我们相信他的某些作品曾经打动过你，比如《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沉重的肉身》和《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等，其中我们会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

　　对于刘小枫及其作品，王鹏认为，自己已经从偶像崇拜走向了理性对待。青春期渐行渐远，人生的阅历不断得到丰富，多方位、多角度的阅读、写作，都使得曾经作为偶像的刘小枫，回到作为“复杂的人物”的刘小枫，让王鹏获得了更为充分的理性分析和价值参照。

　　这几乎是80后青年直面刘小枫影响的普遍状况。读书会会长王鹏是如此，青年学者羽戈是如此，大学教师苦茶亦是如此，他们都走过了“刘小枫通道”，到达了人生思考、追求的另一个更为开阔、开放的境地。这和读书会结束后的情形相似，在言说之后，偶像慢慢消解，黄昏如期而至，谈论偶像的人最终和路上其他更多的人汇流，踏着时代的节奏前行。

　　王鹏：辩护基于误解

　　“主要是我觉得他太重要了，影响力又很大，的确很了不起，影响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的言论的确需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理解。”

　　6月16日，“刘小枫作品分享会”在海淀某个小区的房间里进行，“现场来了十多个人，讨论一些关于刘小枫的问题，也朗读了他的著作”，活动时长超过三个小时。除了现场活动，他们还有网络交流群，聚集了近10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爱思想的青年”。

　　读书会上，没有发生争论。王鹏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读书会的精神立场、气质比较统一”，“都比较反对刘最近引发争议的言论”。不过，他还是强调：“当然，在现场，我还是为他辩护的。”过了不多久，王鹏又表示：“我对他的辩护基于大众对他的误解，争取客观、理性地评价他。”这些“误解”，大多属于社会或政治层面，而非学术层面。

　　谈及现场辩护的“理由”，王鹏对记者说：“主要是我觉得他太重要了，影响力又很大，的确很了不起，影响了我们这么多人，今天的言论的确需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理解。”

　　在学生阶段，刘小枫是王鹏的偶像，“直接引导我读了很多书，包括《拯救与逍遥》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文章和论著，这些书甚至使我差点加入了基督教”。如今，成为英语教师的王鹏表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读书路向和问题意识，正着手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对刘小枫不会盲目崇拜了”。

　　在读书会上，王鹏分享了他的一篇题为“刘小枫的微言大义”的讲稿，字数达1.1万字，分为四个部分。“这篇文章，中间部分为刘小枫辩护，最后一个部分是批判他，从当下中国的现实需要来批判他。”

　　这篇文章的标题套用了刘小枫作品《尼采的微言大义》的标题。末尾，王鹏发问：“难道精英与大众、哲人与人民的划分是绝对的吗？难道人真能按照自然禀赋分成金银铜铁吗？难道，公民教育还不够吗？也许，在纯粹理论层面，自由派和施派的战争是难分伯仲的，但是，我们首先在情绪上无法承认这样赤裸裸地对现代价值的蔑视。”

　　羽戈：该抽去的跳板

　　“2007年以来，我读施特劳斯的原著，觉得朴实无华，读刘小枫等人的诠释，却如坠云雾，玄妙莫测。这可能缘于我生性愚钝，如废铜烂铁，不识其高明，反而生出怀疑。”

　　在羽戈所著的《酒罢问君三语》中，他写到刘小枫对他的影响。那时，羽戈还是个校园诗人，阅读《拯救与逍遥》，却成为了他草草结束诗人生涯的“其中一个原因”。“现在来看，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002年，刘小枫“一身光亮”闯入了羽戈的思想境地。多年后，已成为青年学者的羽戈解释说：“所谓‘一身光亮’，指彼时之我，头脑一片混沌，读《拯救与逍遥》，才知道竟然可以这样思考。”

　　羽戈对记者说：“这本书对我的刺激，不在答案，而在问题；不在理论，而在概念。刘小枫用‘逍遥’与‘拯救’来定义中西文化，虽嫌褊狭（二元论），却令人耳目一新，心胸为之拓展。”

　　回想过去的阅读体验，羽戈也有所反思，“那时的我是如此迷恋概念，尤其是宏大的概念；如此迷恋给一种文化、一个时代定义，哪怕明知武断”。因而，现在他觉得，《拯救与逍遥》更适合作为一块跳板，“跳过之后，就该把它从脑中抽去”。

　　除了这一本书，羽戈与刘小枫的因缘，可以分为两段，“从2002年到2007年，视刘小枫为精神导师，跟随他读书思考；从2007年至今，退回到一个旁观者与批判者的立场”。之所以有此转折，与刘小枫所推崇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关。

　　“说起来倒也好玩，2007年以来，我读施特劳斯的原著，觉得朴实无华，读刘小枫等人的诠释，却如坠云雾，玄妙莫测。这可能缘于我生性愚钝，如废铜烂铁，不识其高明，反而生出怀疑。”羽戈说。

　　从此，他开始不断反思刘小枫带给他的影响。“比如，‘拯救’与‘逍遥’所暗藏的二元思维，是我极力破解的敌人，他装神弄鬼的文风，我越来越不喜欢，他谈国史所暴露的硬伤，更令人警惕。”

　　即便如此，羽戈坦承，阅读刘小枫的著作，“依然受益”：“刘小枫写熊十力的那本《共和与经纶》，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解经的路数。”

　　苦茶：匿名的竞争者

　　“如果我们接受自由主义立场的话，也可以将刘小枫反对现代性作为多元立场中的一元，虽然他未必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自由主义应该包容和涵盖刘小枫的反思性立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思想的守护者。”

　　和王鹏、羽戈不同，苦茶是因为要写关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毕业论文，才关注到刘小枫的。

　　“在一篇文章中，刘小枫提到多元自由主义的悖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现在贵州某大学任教的32岁的苦茶坦率地表示，从刘小枫这里，他学会了解相关的研究和批评，“而不是盲目地将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绝对的理论”。

　　正因如此，读到作家、庄子研究学者张远山批评《尼采的微言大义》的文章，苦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从这件事上，我感受到了当下这种口头喊自由，却拒绝和否定自由思考的风气。”

　　这样的“不安”仍然持续至今。针对刘小枫最近引发的争议，苦茶写下了几篇“答辩文”，在网络上发表。不过，引发的不是自由思考、理性论争，而是“大量的辱骂性文字”，“而且大多都宣称出自自由主义者之口”。

　　苦茶认为，“如果我们接受自由主义立场的话，也可以将刘小枫反对现代性作为多元立场中的一元，虽然他未必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自由主义应该包容和涵盖刘小枫的反思性立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思想的守护者。”

　　刘小枫引介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也给苦茶带来持久的刺激。引介施特劳斯的过程，是一场用西方古典反对西方现代性的“斗争”，此外，刘小枫还致力于把古典政治哲学转化成中国语境，写下了《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共和与经纶》等作品。

　　“但是，我仍然感觉他只是接受了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批判的一面，至于古典政治哲学如何对中国典籍进行解释，还没有做出成功的示范。”正因如此，苦茶的自我定位是刘小枫的一个“匿名的竞争者”，“我想在他之前，找到一条对中国古典更加合适的解释之路。”

　　说完这一段话，苦茶立即反应过来，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害怕他的解释到来。他非常敏锐，也很勤奋。”

　　【记者手记】

　　当我们无话可说

　　这次采访的难度，超出我的预期。

　　我准备说服刘小枫先生接受采访，但他的助理以温和的语气转达他的反馈：“安排不出时间。”考虑到最近刘先生现实发言引发的争议，这个推辞似可接受。

　　接下来，我没想到的是，拟采访名单中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保持缄默，一下子，以往的派别、主义皆已消隐，变成了“沉默派”。有学者以“我很少读他的书”为由拒绝，或者干脆反问“有什么好谈的？”，有学者最初觉得“可以表达一下正面意见”，但思量再三，还是决定不接受采访。还有学者接受采访，但不能刊发，作为媒体人，当然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也有学者，为我出谋划策，认为“最好能把和刘小枫同一个年代出生的50后学者都纳入探讨范围”，这样的话，就不会把争鸣、对话弄成一场围攻，而是有了学术探讨的诚意和耐心。

　　综合起来，就有了正文中的“一名学者”、“不愿意透露姓名”，有了缺席者刘小枫。对话既已丧失，那就从刘小枫的学术历程、年轻学者的崇拜与回归理性说开去，如你所见，就是眼前的两篇文章。

　　正写这一则手记之时，朋友发来一段话，其中有殷海光先生的言论：“年纪越大，我越是感到，我们实在无力去揣摩包含了人类心灵的宇宙是怎样形成和为什么形成的……据我所知，道德标准，正义感，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等等，只能在我们的心灵中存续下来。二次大战以后，这些可贵的品质已受到严重的考验，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但这些心性不曾消失，有些人继续珍惜着它们，这也许就是人类希望的幼芽。”

　　我读后，竟也感到无话可说。我想，这一种无话可说，现在和将来，都不应一笑置之。

　　本版撰文　新京报特约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