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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风险难解的两大核心内因

2013年06月25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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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注“钱荒”

  破解“钱荒”困局,不仅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货币流通效率,以及系统降低融资终端成本,更应切实降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从而真正改变我国银行业财务软约束之困境。

  在近期银行业危机的发酵之下,6月24日,上证指数暴跌5.3%失守2000点,包括民生银行、深发展A等近200股跌停。

  当下我国银行业的危机,不仅已波及A股阶段性的走势,任其蔓延,其可能会形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全面冲击我国经济的各个层面。

  尽管仍无确切数据证实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系数,但可以明确的是,我国当下银行业的风险,远非其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风险可控”——6月20日,银行间同业隔夜利率拉升至13.44%,就连1周利率也高达11%,均创下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2007年成立以来的新高。

  面对如此惊人的同业拆借利率,仅以外资回撤、临近季末考核,以及预判失误陡增信贷等予以解释,显然难有说服力。事实上,上述因素充其量仅是引发当下市场恐慌的外部因素,而其最为根本的核心内因却在于,在流动性泛滥时代所形成的短贷长投惯性、国有银行的财务软约束旧疾。

  虽然我国M2(广义货币量)27年增长了143倍,但在1986年-1998年,由于商品市场的高速发展,对其时的货币宽松起到了极强的吸附作用,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又因我国政府全面启动房改、医改和教改对货币的吸附,故而直至2003年我国货币量虽大幅扩张,但其流动性仍处于总体可控阶段。

  在2003年之后,在市场对货币吸附能力明显弱化之下,我国仍呈高速上升的货币量增速,显然有相对抑制的必要。正因为此,2007年央行连续启动加息和增加存款准备金,对流动性过剩进行抑制。然而,2008年陡遇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以致使得原定的货币收缩计划,急速转向为货币扩张计划,自2008-2012年我国M2又进入高速扩张阶段,仅5年间我国广义货币量就增加了一倍。

  在流动性泛滥时代,商业银行患上“货币增量依赖症”,再辅以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利差垄断特征,所以近5年间我国银行业不仅竞相跑马圈地进行扩张,而且表面上亦均有可观的巨额收益(16家上市银行盈利总额占A股所有上市公司盈利总额近50%)。

  这种由货币宽松和利差垄断所带来的美好年代,终究是无法持续的。多年来形成的对货币宽松预期的依赖,已经导致银行短贷长投的业务特征,而这一旦遇到实体经济(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无法按期还款,我国银行业的资金链就会立即绷紧。

  再追溯我国银行业当下状况的内因,有必要指出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旧疾。尽管自2000年后我国银行业历经股份制改造、IPO上市(五大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但“国有”特征仍然明显,我国银行业的财务软约束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在其时政策性投资刺激的信贷需求下,我国银行业一度置风控规定于不顾,风险的积累最终导致今日之局面。

  故而,在我国银行业危机已经初显之下,央行在系统性风险尚未爆发之前,应保持冷静而不能仓促出手救援,因为我国当下广义货币量并非不足,而是在于货币的流通效率过低。破解“钱荒”困局,不仅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货币流通效率,以及系统降低融资终端成本,更应切实降低民资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从而真正改变我国银行业财务软约束之困境。

  □杨国英(财经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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