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顽强，明日路纵会更彷徨

　　谁伴我闯荡

　　《谁伴我闯荡》出自Beyond于1991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虽然彼时Beyond也是香港一流的乐团，但仍难掩黄家驹对香港乐坛的失望。冲出香港、冲向国际的男儿野心爆发，他誓与乐队一同去日本闯荡，他日再“重令这里发光”。斯人已逝，那些曾伴着家驹闯荡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为他留有一块很重要的位置，将青春、热血的记忆收藏。20年后，将记忆碎片拼贴，一个有血有肉的家驹似乎从未彷徨。

　　只有淡忘

　　从前话说要如何

　　其实你与昨日的我

　　活到今天变化甚多

　　只有顽强

　　明日路纵会更彷徨

　　疲倦惯了再没感觉

　　别再可惜计较什么

　　——选自《谁伴我闯荡》歌词

　　【陈健添】

　　今年会写一部Beyond传记

　　新京报：你眼中真实的Beyond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灵魂人物的家驹。

　　陈健添：没有家驹就没有Beyond，也可以说是：Beyond就是等于家驹的。家驹是非常典型的双重性格，外人通常只看到家驹活跃的一面，甚少能看到他静下来、伤感的一面，家驹的好胜心很强，绝不言败，但也不喜欢硬来要人家认同，他是要人家口服心服的一种。家强的依赖性比较强，有点先天的任性，虽然与家驹是兄弟，个性差异相当大。贯中是一个多才的艺术家，绝对是摇滚狂热分子，坦率的个性中流露出真纯的人生态度。世荣是一个愿意刻苦耐劳、默默耕耘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会以中肯的态度处事，非常的Beyond。

　　在短短十年的Beyond里程里，家驹经历过不同的学习、成长阶段，能够成功是他具备先天领袖的才能、超乎常人的音乐材华，及刻苦磨炼出来的极高造诣。他绝对是Beyond的大脑，早期Beyond的音乐基本上是根据他的指引而走，从中期（1988年）开始他改变了以自己为主的立场，在音乐上渐次让其他成员参与更多。Beyond成员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许是因为有家驹这个有说服力的核心在吧，反而他与家强的兄弟关系却曾数度成为紧张的焦点。

　　新京报：Beyond三子目前各自发展，不过近日关系有些尴尬？

　　陈健添：其实乐队成员间的矛盾，在欧美都是屡见不鲜。三子的关系会如何发展，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作为旁观者，在目前应该完全尊重他们的决定，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外面的人完全没关系，虽然他们是公众人物，其实这是他们的私事。三子跟你我有什么分别？大家都是普通人，没必要把他们神化，当人与人在一起的时候很自然会有意见不一的情况，那是比自然更自然的定律，我们没必要大惊小怪，从五人Beyond、四人Beyond、三人Beyond到现在没有Beyond，全都是一个个的段落、一个个的过程，三子有三子自己的人生路，Beyond只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大点滴而已，就让一切顺其自然。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做过不少纪念家驹的活动，今年有何打算？

　　陈健添：2003年曾经出版过一张向家驹致敬的摇滚合辑（注：《band2》，只在香港发行）。今年刚好是Beyond三十周年，即将出版Beyond的历史传记及家驹的纪念写真。其实六、七年前已经开始下笔写Beyond的历史书，两年前开始上微博，慢慢地了解到目前在流传的Beyond资料，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加上很多歌迷都非常渴望了解更多的Beyond历史，所以就加紧完成Beyond的历史传记。其实要纪念家驹，不一定是在6月，也不一定要搞纪念演唱会，最重要的是认真去明白、了解Beyond的音乐。另外，纪念写真的版税早在一年前在我的微博已经公布过是会捐出来做慈善用途的。

　　【刘卓辉】

　　1988年，记忆中北京地铁和长城

　　第一次与Beyond碰面要倒推至1983年。那时，他们在《吉他》杂志举办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我在音乐杂志做事，便相约在九龙佐敦的一家茶餐厅进行访问。后来1986年因为在一个填词比赛中获奖，加上与陈健添的朋友关系，我受邀帮Beyond填词。在创作过程中，我与家驹并无过多沟通，只是递交过来的DEMO上偶尔会写一个简单的歌名，这些关键词也就成了我填词的方向。当时创作时，并未想过这些歌会流传下来，现在听到这些歌会很感慨。

　　那时大家都比较年轻，经常会很有时间见面碰头，我们固定的地点是当初尖沙咀美丽华酒店的咖啡厅。大家嘻嘻哈哈在一起，很青春的状态。记忆中家驹很多话，滔滔不绝，似乎对周遭总有很多看法。家驹生日，我在微博上放了一张大家1988年在北京地铁的合影。那一年，我们26岁。因为我在他们之前来过内地两次，与他们相比对内地比较熟，所以作为半个向导身份与Beyond一起来到北京，事后还写过一篇名为《北京日记1988》的文字。当时，主办单位还安排我们去了长城。于是，在回香港后便有了《长城》这首歌。口述：刘卓辉

　　【梁翘柏】

　　我们都是“翘班”的保险推销员

　　我现在常被问到，1991年“Beyond生命接触”演唱会上那个黑白格帽子的和声是不是你？我每次都回答“是是”。那个时候很好玩儿，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我和家驹在同一间机构当保险推销员。和很多喜欢音乐的年轻人一样，虽然在打工，却总找借口翘班，聚在一起玩音乐。八十年代，因为资讯有限，在香港可以听到的外国音乐不是很多，能买到特殊口味CD的唱片店就那么几家。所以，像我们这样拥有相似偏好的青年碰面、相识的机会很多，久而久之就打成一片。记得当时我们都很喜欢David Bowie，有一次与家驹和一帮朋友到半月湾露营时合唱《Space Oddity》，至今难忘。口述：梁翘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