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与他的课题组六年调查历程

　　从“蚁族”到“工蜂”，再到“城市新移民”，廉思课题组已走过了6个年头。6年来，这个由廉思在人大、北大母校及周边院校的师弟师妹们组成的调查团队，先后有几百人加入，分别来自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课题组的二十来位核心成员，白天上课或上班，晚上聚集在麦当劳24小时店或大学咖啡馆里，通宵讨论着他们调查的学术话题，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让他们很HIGH很享受。6年来，他们很苦、很累，在物质上收获无几，廉思甚至倒贴了不少家里的钱，不过，共同的理想兴趣，平等自由的交流氛围，让他们一路相拥走来，收获了友谊与信念。也许有怨，但却无悔。即使现在很多人已经离开，但这段共同的青春时光，将铭刻进他们永生的记忆。

　　组建团队：为理想为责任为爱

　　“兄弟，对不住了，我误导你了!”

　　“我们这个不是房地产项目，你跟着我，可以让你学东西，但不能挣很多钱。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没那么多钱，每分钱都得掰碎了花，所以你们都想清楚了！”

　　在2008年年底的第二次“蚁族”调研团队招募大会上，廉思的这番话一说完，下面报名的一百多学生，瞬间走掉一半。剩下的七八十人，经过面试、考核，有的科研能力不行，有的专业不对口（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优先），留下的，也就不到20个。有个别落选的同学，会天天给廉思写邮件要求加入，最终进入了这个团队。之所以先到人大招募，是因为廉思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人大，而且他曾担任校学生艺术团团长、校研究生会主席，是曾经的校园风云人物。老主席回到母校招募，师弟师妹们很给面子。

　　“留下的都是真正喜欢学术研究，有着理想情怀的年轻人。”廉思回忆说。2007年组建的15人研究团队，成为廉思课题组的雏形和开始。6年来，有人加入，有人离开，跟随廉思至今的，仍然有5个核心成员。

　　“大家都是为了理想去做，为了热爱去做，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去做。”廉思称，这些人大及周边高校的研究生们，跟着他一年半载，也就挣几千块钱，但跟着导师干，一个月就能有这个数。做高校青年教师（即“工蜂”）研究时，招募了好几个理工科的学生写自己的老师，这些学子们跟着导师干活，一个活就能挣上七、八千。课题组成员丁诚在《<蚁族>背后的故事》中，写到廉思研究“蚁族”的初衷：“大学生是掌握知识的阶层，掌握知识的阶层过不好，说明这个社会真的出了问题。有人说是高校扩招的恶果，有人说是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问题。这些观点是不是有事实基础，有没有说服力，我想更仔细地去调查研究。”

　　对于如何让这群各个专业的精英学子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吃苦受累，廉思说自己只能身先士卒带动他们，每次调研都去最远的地方，报告不比任何人写得少，大事小事啥都管。他在唐家岭陆续租住了一年，有三年的除夕都是与“蚁族”们一起度过的。课题组成员描述当年唐家岭租住的地方“跳蚤蟑螂遍地，厕所全是臭味，夏天蚊子冬天屎都结冰，一般人受不了。最简单的，三天洗不上澡，你就不行了。”在课题组成员於嘉眼里，廉思学术水平很高，却又不迂腐，不太像北京人，倒像是个山东汉子。

　　后来成为课题组核心骨干的冯丹，2008年进入蚁族调研团队时，刚上人大的研究生。河南农村家庭出身的他，高中辍学打工两年后，于2004年考上本科，依靠希望工程资助完成大学学业。“受着社会恩惠去接受了高等教育，我想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来回报社会，这可能是我参加团队研究青年问题的内在动力之一”冯丹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冯丹觉得是廉思个人魅力的感召。2008年考取人大研究生来到北京，廉思的家是他唯一去过的北京人的家，2008年的中秋节，是他至今过得最感动的中秋节。从“蚁族”课题开始，他一直跟随廉思，逐步成为核心成员。

　　2010年冯丹毕业，在一家国企和研究所之间选择就业。考虑到已经积累两三年的研究和廉思师兄的孤军奋战，冯丹选择了收入相对较低的研究所。签完三方后，打电话给廉思，廉思说：“兄弟，对不住了，我误导你了!”

　　调查实践：掏心掏肺掏钱

　　“这么大年龄还向父母开口，真是不好意思啊！”

　　2008年年底，还在北大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廉思，带领他在人大招募的学生调研团队，进入了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开始了第二次“蚁族”调研。

　　此前一年，他受相关部门委托，已经在2007年年底组织了第一次调查，写成了4万余字的报告，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2008年年底的第二次“蚁族”调查纯属廉思的个人行为，只能自筹资金。在人文社科领域，社会调查是最花钱的，仅印刷问卷，购买赠品，交通及误餐费，就高得惊人，一份问卷的成本最少也要200元左右。而北京地区至少要500份以上的样本量才有意义，人大社会学系的冯仕政教授给廉思算了一笔账，没有15万这个调研绝不可能启动。

　　由于各项目组的组长和调研员自觉节省开支，这个项目最终仅花费了7万多元。廉思北大的研究中心资助了3万元，家里人贴补了4万多。问卷是课题组自己设计的，前后改了几十版，最后由廉思登门拜访了几位学术权威进行免费修改。调研员每天1百元酬劳，多从网上招募，很多人做完问卷调查后主动参与别的工作。课题组是没有工资的，不过廉思常以个人名义请大家吃饭。

　　第二次的调研，由于想了解较多的信息，廉思和团队设计了长达40页的两份问卷，受访者做完需耗时1个多小时。为了减少拒访率，廉思和课题组“大管家”沈路跑遍了中关村的各大商场，最终选定了一款性价比较好的U盘作为赠品。

　　调研报告和深访文章完成后，廉思拿着这些“成果”，一家家上门找出版社，吃了很多闭门羹。最后，廉思出了三万的出版费，书稿才得以在广西师大贝贝特出版。《蚁族》出版后，很多书商都对他说，没想到他真能火。

　　之后，廉思耗时半年在2010年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7个“蚁族”大规模聚居城市，共发放了5千余份问卷。这次，课题组有了十几万的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不过项目总共花费了80万元，廉思等从各种渠道自筹资金，父母又帮他垫了一些钱。再后来的高校青年教师与城市新移民调查，情况就好些了，有科研项目的资助，有学校资金的支持，再加上廉思的个人收入，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这么大年龄还向父母开口，真是不好意思啊！”廉思向记者表示。

　　立论报告：挨冷挨险挨寂寞

　　“也许伟大的作品就在麦当劳里产生了！”

　　几次“蚁族”调查，都是在寒冷的年底。调研员们顶着寒风，奔走在城市聚居村的大街小巷，寻找着调研对象。有人曾质问廉思：“你们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吗？大冷天的跑这儿做什么调研？”

　　有时，还会遇上想不到的险情。《蚁族》一书有收录课题组成员沈路写的《唐家岭的“保护费”》，记录了他和廉思、冯丹为了拍照，在早上六点半到达唐家岭后，遇到当地收“水费”的“保安”抢相机的情景。冯丹向记者表示，廉思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很强的应对能力，主动站出来处理“危机”，这次经历拉近了大家的感情。后来在武汉调研，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

　　现已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的於嘉，当时是廉思课题组的成员，她在唐家岭遇上一个男孩，男孩填完长达24页的问卷后对她说：“祝你毕业后能找到个好工作，不用住到这里来。”於嘉一时语塞。虽然调研组的成员们都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大多不会成为“蚁族”，但偶尔也会遇上毕业一两年的师兄，颇为尴尬。

　　廉思的朋友提供了人大附近的一个办公楼顶层的休闲室，成员们经常围坐在乒乓球桌前开会。开会时除了廉思交代工作安排之外，大家都很自然地凑成几堆，讨论得不可开交。廉思常常也会被成员们指出这样那样的“错误”。工作后的冯丹，几乎每天骑着自行车从蓟门桥的出租房到苏州街的开会处之间奔波，参与组织团队例会和各类讨论会。例会是在晚上8、9点开始，熬夜成为家常便饭。经常是天亮之前，直接赶回工作单位。

　　课题组更常用的聚会地点是人大西门的麦当劳店，那里能通宵讨论、免费上网，饿了还可以点东西吃。“刚开始我们觉得很不适应，因为那里就是聊天交友的地方，我们去讨论学术问题不觉得很搞笑吗？”但是长时间后，大家不再觉得难受反而感到自豪，“‘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这种感觉吧，当许多人已经放弃梦想时，总还要有人怀揣希望，也许伟大的作品就在麦当劳里产生了！”廉思如此描述大家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