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路子”青年学者的路径与困惑

　　2009年《蚁族》出版，29岁的廉思一炮走红。为什么研究“蚁族”？这个青年学者本身是“蚁族”吗？其实，廉思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土生北京人，父亲是位搞研究的工程师，母亲是公务员。对于为何研究“蚁族”，也许廉思自己都无法解释清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情？学人与精英阶层的责任意识？抑或是个偶然？一次无意中启动的自发性社会调查，让他和课题组进入青年研究的领域。伴随着名气的增长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他们也一直在争议和困惑中成长。在《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一书的附录中，课题组写下了《自发性社会调查的困境与路径选择》，廉思称这是课题组6年来的“集大成”之作，在记者看来，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走“野路子”闯入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对这些年争议的回应和思考，由此可见一个青年学者治学的路径与困惑。

　　调查 “滚雪球”与“野路子”

　　“我发现蚁族是在做博士后期间，实际上最早是从政治角度去考虑的，我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社会学训练，从某种程度上看，我的社会学是‘野路子’出来的，是在实践中摸索自学的。”

　　“从社会统计学的角度来讲，这份调查报告是无效的。该书第10页指出‘蚁族’的人数仅北京地区就有十万以上，总体如此庞大，廉思先生是怎么确定样本的呢？他采用的是一种非概率抽样：‘滚雪球的统计调查方法’（第55页），样本量仅有五百六十三份。”

　　这段话来自2010年1月24日李继宏发表的一篇书评《荒唐的“蚁族”调查》，文章对蚁族的“滚雪球”调查方式提出了质疑。三年后，时机成熟，廉思在新书中的《自发性社会调查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一文里，做出了回应——“在当时探索性的研究背景与无行政资源支持的条件下，‘滚雪球’或是唯一可行的抽样方法。”

　　2007年夏天，廉思偶然阅读到《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向下的青春》，讲述一位居住在唐家岭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和生活的真实状况。“怎么也想不到在北京还有自己的同龄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当时在北大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廉思，凭借长期学术训练的敏感性，感到这是一个需要被关注和关心的群体，是一个亟须研究的社会问题。他决定去那篇报道中提到的“聚居村”——唐家岭一探究竟。他的社会学调查之路，由此开始。

　　如果没有看到那篇报道，如果没有“唐家岭”，今天的廉思也许不会跨进社会学领域，不过，他的求学生涯其实一直在不断地跨界。本科是人大注册会计师专业，硕士为财务管理专业，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法学院学生专业课考3门，廉思需要考6门），考取了80岁的法学泰斗孙国华教授的博士，专业是法理学。“会计学本科，锻炼了相对缜密的思维；管理学硕士，砥砺了组织管理能力；法学博士，坚定了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同的学科训练了我不同的思维方式。”廉思称。

　　一般而言，大规模的社会学调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随机调查（即采用概率抽样方法选择受访者，收集样本数据，可用来推论整体），一种是非随机调查（即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选择受访者，“滚雪球”是其中一种，不能用来推论整体）。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看来，廉思的蚁族“滚雪球”调查，只是将无人注意的现象揭示出来，他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推论其他城市甚至全国有多少蚁族。廉思所谓的“自发性调查”，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探索性研究，有些学者做持续性研究之前，经常也会做类似的小范围调查，比如当年李银河、王小波对无人关注的同性恋现象感兴趣，就自己做了调查，并汇编出书，这样的探索性调查也很有意义。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看来，廉思课题组的社会调查并非“学院派”风格，有些方面确实存在严谨深化的空间，但他们的路数其实不是纯学术的，“他是往产生政策影响这块走，比纯粹的学者影响更大，更有效果。”

　　廉思认为，他们历次调查的抽样方案均不是教条式地照搬教科书，而是不断明确调查目的、充分评估调查资源、深度理解调查场域的产物，是调查资源与科学严谨性之间的妥协。例如，在蚁族调查初期，课题组的社会资源与能力不允许其开展严格的抽样调查，而在有了丰富的前期成果，令“蚁族”概念走入了学界与公众的视野，使之成为流动人口管理部门日常统计工作的口径后，以“蚁族”群体为对象建立抽样框进行概率抽样调查才变得可行。

　　在场 社会研究，情怀为先

　　“虽说价值中立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但如果没有对国家、对社会、对所调研的对象有着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和关注，就很难建立起敏锐的学术敏感性，就很难在丰满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信息。”

　　“有人曾批评我们的这种形式类似于‘报告文学’和‘调研报告’的结合体，缺少学术意蕴。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敢苟同。社会学研究，不仅包括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其他方法像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廉思在《自发性社会调查的困境与路径选择》中如此回答学术界对文体的批评。从“蚁族”“工蜂”到“城市新移民”，廉思一直坚持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式，深入受访者的生活，与他们聊天交朋友，写下调研日记与个案文章。每次课题伊始，廉思都要亲自给调研员和深访人员做培训，教他们如何与受访者打交道取得信任。深访组的核心成员，如今已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做蚁族调查时，廉思在唐家岭长期租了房子，方便团队与蚁族深入接触。而他自己，则是一星期平均住上两三天，“老不去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不踏实”。蚁族们心里的话，往往不跟父母说，却放心地向调研员们倾诉。

　　在后来的高校青年教师调查中，为了全面收集资料，在受访老师允许的前提下，深访组的成员除了深入采访老师本人外，还会采访他的学生，还会连续追踪生活的多个方面——上课时在场、报销时在场、吵架时在场、痛苦时在场……《工蜂》书中的第一篇深访《奈何笙磐不同音》出自一位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之手，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一位A大青年古典文学教师的寂寞与苦闷，读来让人久久回味。

　　廉思称《工蜂》力图写就的是一部中国当年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史”，但出版后反响平平，廉思觉得这可能是因为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太小了，甚至有网友大骂：“廉思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别人都觉得你很有同情心很有情怀，你做底层群体我们都支持你，但你做大学老师——他们有两个假期，工资不低还是体制内的，你说他穷，说他苦，谁信啊？”廉思则觉得，青年教师是培养下一代精神气质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代表着时代的容颜，关系着国家的未来，他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一群体真实生活和思想情感反映而出。不过，这样的心声，在当今社会的大环境下，恐怕也同样是一种“笙磐不同音”。

　　现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更多是交由调查公司协助开展，学者很少甚至不参与一线调查。但廉思课题组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必须到一线去做，不能委托公司，不能通过电话，不能通过网络，每篇文章的执笔人必须都具有和被访面对面交谈的经历。”廉思很欣赏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做调查时天天在田间地头泡着的状态，他觉得一线调查所获得的，是大量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一定是理性认识的积淀和基础。但他对现在高校青年教师的状态也表示理解：“高校的科研体制逼着你快一点发文章，按量化标准来考核，你只能去抄袭，因为要评职称，否则非升即走。几个星期攒出一篇文章来，不也算科研工作量吗？有这个便利干吗非要到田间地头去吃那个苦？”

　　廉思说，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向费老等前辈看齐，但至少可以心怀敬仰之意，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习得这些大家的学术精神，可以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吧”“我们不具有老一辈学者那样丰富的研究积淀，所以我们高扬起头，看不见整个天空，但我们俯下身子，可以看到脚下所站的方寸之地。我相信脚下泥土的芬芳，才是作为青年的我所能通过努力扎根叙述与研究的。”

　　【廉思作品录】

　　廉思接下来的研究对象是“海龟”，将和“蚁族”“工蜂”组成他的动物社会学三部曲，“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这下都齐了！”廉思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