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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主义者”王昭阳:我与故土“一拍两散”

2013年06月2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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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阳,作家。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随大流去美国留学,后滞留不归,做过书店营业员、华尔街交易员、流浪汉,游历欧美数十国。现为同声传译译员,最近出版散文随笔集《与故土一拍两散》。
《与故土一拍两散》
作者:王昭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3年5月

  旅美作家王昭阳提供了另一种“三十年”。作为上世纪80年代赴美的第一代移民,他“嫁接”到美国的生活感受和经验提供了一种维度,这种维度不是惯常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制度层面,而是情感该如何安置——这个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却让我们难以去表述的角度。

  在这个“故乡沦陷”的时代,一种试图融入“更好生活”的努力是当下每个人都有切肤之感的。在收入第四辑财新“思享家”的新书《与故土一拍两散》中,王昭阳提供了他的“滋味”,而且因为他这种愿望投射物是美国,一个很多人的“理想国”,他的叹息声就格外刺耳,促使我们不由得停下来,去思辨下那个古老的命题:何为良好的生活。

  为什么“唱衰美国”?

  阅读王昭阳的作品,“身份认同”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随大流去了美国,但很快发现,这个被许多人所向往的“自由”国度,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而去国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他很快发现自己记忆中的中国已面目全非,他已无法适应。

  和王昭阳聊天时,你会立刻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旧文人式的浪漫主义气息。“爱”和“美”是他经常用到的语汇。他对旧金山的厌倦之一,在于“咖啡馆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他甚至会期望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可以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神情。而对于极权,他的理解是: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的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他说:“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与温暖。前者指向他处处讽刺的美国,后者却指向斯大林的苏联。”

  在书中,能经常看到王昭阳敏感、浪漫天性所派生出的各种主观先行的结论,充满“少年气息”。他说自己的精神脉络其实接续的是美国“超验主义”那一脉,从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是一个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他挚爱爱默生、写作《瓦尔登湖》的梭罗和《寂静的春天》,这部分的美国是他所认同的美国。而当下的美国却陷入“现代性”的困境:一味追逐发展,充斥着宏大话语和痴蛮心态,倾向于消灭和窒息细节。

  他对美国的批评很大一部分触及的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曾浪迹华尔街的操盘手,他认为在美国,“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这样一种数量崇拜和唯发展论是他所不满的。

  他对于美国的批评同时和他个人的遭际难脱干系,尽管他认为写作难免会多写些不开心。这种关联,最初是一种情欲的受挫。初抵美国时是1983年,那年,他20岁。一路上,所见之人皆友好,甚至有姑娘跑来,笑得灿烂。其中一个姑娘甚至给了他很大的遐想,但他遐想的美妙“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在书中,他用很大篇幅讲述了一个“亚裔男”试图融入美国时,在情欲方面的受挫。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时,他难以适应一种按照“酷和性感”指标建立起的竞争排序。

  地铁1号线上的那些年轻人

  情欲障碍破除后,他在亲密关系的探索中,又体验到爱所带来的敞开和自己身份带来的各种张力,但让他大为困扰的是,女性很容易借助亲密关系,哪怕是血肉模糊的亲密关系达到成熟,男性却始终有一个地方催不熟。

  他非常动情地提及自己热爱的一本法国小说,小说中这样叙述:“一年前,我父亲死了,我站在父亲的尸体前面咒骂他,你这个老家伙,跟我妈妈寻欢作乐,现在,你死了,把我抛弃在这个世界上。再过几年,我就40岁了,单身。没有结婚,会感到很别扭,特别是你出门旅行的时候,人们一般认为你极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或者略有心理变态。人们一般认为,随着自己父亲的死亡,一个男人可以真正成熟,现在我已经不同意这种讲法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永远不会成熟。”

  这个讲述法国中年屌丝,一个倒霉的法国中年男人度假的故事,让他感到存在状态的严重共鸣。他甚至饶有兴致地询问记者是否也注意到了他在书中的一种发现:“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在对美国严重失望后,王昭阳曾一度想放弃绿卡,回到中国,但是回来居住一段时间,他又发现自己已经难以适应。后来,他用十年时间,在欧洲各国游走,并最终走出内心的困境。这次回国,坐地铁1号线,作为一个表情观察爱好者,他看到的是年轻人脸上的呆滞,这让他非常难过,而就在十年前,还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那个时候的人,好像觉得赶上了千年一遇的机会,想着去创造什么。

  他说,这个社会在制造和发明各种梯子,让人不断攀爬到更为良好的生活,但是这样一种表情,让他觉得,可能有些人将永远留在这个梯子上,吵来吵去。他甚至有一种侥幸,自己年轻时所面临的环境并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酷,这使得他有机会在失业等不顺遂的境遇中,依然保持住一个文学青年的热忱,去为美和爱的失落叹息。

  【王昭阳的散文】

  消失了的纽约客(节选)

  罗莉是我在纽约时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联系也快十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机场昏暗的候机室里,忽然听见潮水一般温润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Astrud Gilberto唱的“伊巴内玛的女孩儿”。1989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无数间小咖啡厅里,总听见这首歌。我顿时想起了罗莉;还有在下城区我们一道消磨的无数个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认自己为纽约人。偶尔路过,办完该办的事,即匆匆离开。此刻人群涌动,登机时间到了。但我沉没在悠扬清亮的往昔歌声中;鼻子尖一阵阵发酸。

  二十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和祖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从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地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迴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

  现在当然也还常去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分外熟悉,但又变得有些陌生。偶尔还能发现一些亲切的,令我伤感的微小细节。我不好意思对人承认,所有曾经一道盘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联系了。

  假如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会对他/她说:一道去纽约吧。看看自由女神;华尔街上的铜牛;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麦迪森大道或五号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园里的秋风;日渐奢华、拥挤、肮脏、虚伪的苏豪和东村;坑洼不平的高速路;萧索暗淡的纽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后区;更为丰富然而朴实的布鲁克林;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身着大黑袍子的犹太教徒;——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衰落帝国,泡沫时代的璀璨象征。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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