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主义者”王昭阳：我与故土“一拍两散”

　　旅美作家王昭阳提供了另一种“三十年”。作为上世纪80年代赴美的第一代移民，他“嫁接”到美国的生活感受和经验提供了一种维度，这种维度不是惯常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制度层面，而是情感该如何安置——这个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却让我们难以去表述的角度。

　　在这个“故乡沦陷”的时代，一种试图融入“更好生活”的努力是当下每个人都有切肤之感的。在收入第四辑财新“思享家”的新书《与故土一拍两散》中，王昭阳提供了他的“滋味”，而且因为他这种愿望投射物是美国，一个很多人的“理想国”，他的叹息声就格外刺耳，促使我们不由得停下来，去思辨下那个古老的命题：何为良好的生活。

　　为什么“唱衰美国”？

　　阅读王昭阳的作品，“身份认同”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随大流去了美国，但很快发现，这个被许多人所向往的“自由”国度，并不是他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而去国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他很快发现自己记忆中的中国已面目全非，他已无法适应。

　　和王昭阳聊天时，你会立刻感受到他身上那种旧文人式的浪漫主义气息。“爱”和“美”是他经常用到的语汇。他对旧金山的厌倦之一，在于“咖啡馆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他甚至会期望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可以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神情。而对于极权，他的理解是：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的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他说：“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与温暖。前者指向他处处讽刺的美国，后者却指向斯大林的苏联。”

　　在书中，能经常看到王昭阳敏感、浪漫天性所派生出的各种主观先行的结论，充满“少年气息”。他说自己的精神脉络其实接续的是美国“超验主义”那一脉，从某种角度讲，他其实是一个激进的生态主义者。他挚爱爱默生、写作《瓦尔登湖》的梭罗和《寂静的春天》，这部分的美国是他所认同的美国。而当下的美国却陷入“现代性”的困境：一味追逐发展，充斥着宏大话语和痴蛮心态，倾向于消灭和窒息细节。

　　他对美国的批评很大一部分触及的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曾浪迹华尔街的操盘手，他认为在美国，“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这样一种数量崇拜和唯发展论是他所不满的。

　　他对于美国的批评同时和他个人的遭际难脱干系，尽管他认为写作难免会多写些不开心。这种关联，最初是一种情欲的受挫。初抵美国时是1983年，那年，他20岁。一路上，所见之人皆友好，甚至有姑娘跑来，笑得灿烂。其中一个姑娘甚至给了他很大的遐想，但他遐想的美妙“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在书中，他用很大篇幅讲述了一个“亚裔男”试图融入美国时，在情欲方面的受挫。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时，他难以适应一种按照“酷和性感”指标建立起的竞争排序。

　　地铁1号线上的那些年轻人

　　情欲障碍破除后，他在亲密关系的探索中，又体验到爱所带来的敞开和自己身份带来的各种张力，但让他大为困扰的是，女性很容易借助亲密关系，哪怕是血肉模糊的亲密关系达到成熟，男性却始终有一个地方催不熟。

　　他非常动情地提及自己热爱的一本法国小说，小说中这样叙述：“一年前，我父亲死了，我站在父亲的尸体前面咒骂他，你这个老家伙，跟我妈妈寻欢作乐，现在，你死了，把我抛弃在这个世界上。再过几年，我就40岁了，单身。没有结婚，会感到很别扭，特别是你出门旅行的时候，人们一般认为你极端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或者略有心理变态。人们一般认为，随着自己父亲的死亡，一个男人可以真正成熟，现在我已经不同意这种讲法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永远不会成熟。”

　　这个讲述法国中年屌丝，一个倒霉的法国中年男人度假的故事，让他感到存在状态的严重共鸣。他甚至饶有兴致地询问记者是否也注意到了他在书中的一种发现：“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在对美国严重失望后，王昭阳曾一度想放弃绿卡，回到中国，但是回来居住一段时间，他又发现自己已经难以适应。后来，他用十年时间，在欧洲各国游走，并最终走出内心的困境。这次回国，坐地铁1号线，作为一个表情观察爱好者，他看到的是年轻人脸上的呆滞，这让他非常难过，而就在十年前，还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那个时候的人，好像觉得赶上了千年一遇的机会，想着去创造什么。

　　他说，这个社会在制造和发明各种梯子，让人不断攀爬到更为良好的生活，但是这样一种表情，让他觉得，可能有些人将永远留在这个梯子上，吵来吵去。他甚至有一种侥幸，自己年轻时所面临的环境并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酷，这使得他有机会在失业等不顺遂的境遇中，依然保持住一个文学青年的热忱，去为美和爱的失落叹息。

　　【王昭阳的散文】

　　消失了的纽约客（节选）

　　罗莉是我在纽约时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联系也快十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机场昏暗的候机室里，忽然听见潮水一般温润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Astrud Gilberto唱的“伊巴内玛的女孩儿”。1989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无数间小咖啡厅里，总听见这首歌。我顿时想起了罗莉；还有在下城区我们一道消磨的无数个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认自己为纽约人。偶尔路过，办完该办的事，即匆匆离开。此刻人群涌动，登机时间到了。但我沉没在悠扬清亮的往昔歌声中；鼻子尖一阵阵发酸。

　　二十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和祖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从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地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迴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

　　现在当然也还常去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分外熟悉，但又变得有些陌生。偶尔还能发现一些亲切的，令我伤感的微小细节。我不好意思对人承认，所有曾经一道盘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联系了。

　　假如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会对他/她说：一道去纽约吧。看看自由女神；华尔街上的铜牛；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麦迪森大道或五号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园里的秋风；日渐奢华、拥挤、肮脏、虚伪的苏豪和东村；坑洼不平的高速路；萧索暗淡的纽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后区；更为丰富然而朴实的布鲁克林；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身着大黑袍子的犹太教徒；——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衰落帝国，泡沫时代的璀璨象征。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