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启蒙的肤浅化

　　近日，著名金融专家王巍的著作《金融可以颠覆历史》出版。作者在筹建金融博物馆的过程中，系统地研究和梳理了金融史，结合自身30多年金融从业经验，从浩瀚的史料中发掘出一系列小的金融创新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中产生令人惊叹的蝴蝶效应，悄然改变历史的进程。就此，书评人唐山读完该书后，提出了不同见解。

　　在封闭环境中，体制会被扭曲，个体同样会被扭曲，不能只看到前者的阴暗，却忽视了后者的阴暗。当启蒙变成居高临下的说教、训话时，那么，它就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书评人 唐山

　　两个案例体现金融的重要性

　　对《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曾有期待。

　　一方面，作者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又是客座教授，他的博客影响不错，我也看过一些；另一方面，话题有意义，当下国人亟须金融知识的启蒙。

　　考察一个社会，上看政治结构，中看金融财政，下看基层组织，总是不错的。金融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例中体现出来：

　　一是瓦特改良蒸汽机。在20年研发过程中，普通技师瓦特几次融资成功，耗干了好几位投资人，使研究得以持续，瓦特曾长期受困于气缸密闭问题，一名来自钟表业的投资者（后来成了炮灰）用他的专业知识帮助瓦特突破了困境。如果没有健康的金融市场，不同行业的经验便无法打通，研、产、销也难有机整合起来，所有风险只能发明家自己扛，这将严重制约一个社会的创造力。

　　二是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研究。他通过对贫民窟的调查发现，穷人们拥有巨大的资产，他们的房屋如果折合成现金并用来投资，足以迅速脱贫，可他们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这些资本无法流动，结果他们成了最缺资本的人。虽然学界对这个结论批评颇多，但其中亦有可玩味处。

　　解决好金融问题，才能跨入现代化大门，中国近代以来种种屈辱和失败，与缺乏合理的金融制度息息相关，明清进出口贸易繁荣，却没有主权货币，一半以上通货（白银）仰自海外，这等于把央行交到别人手中，焉能不败？

　　当下的现实生活中，金融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一套住房吸走几代人财富，这笔钱不是用来创业和创新，而是用来购买“安全感”，这确实带来资源的极大浪费。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课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关注。

　　逻辑简单，三大败笔

　　遗憾的是，本书写得却很糟糕。

　　首先，带有鲜明的非黑即白色彩，完全是简单逻辑打天下。比如第十三章，作者以日本为佩里将军立碑为例，反衬中国人记恨鸦片战争，认为是“长期纠结在器物层面的记忆和宣泄”“用阴谋论思维和民族主义立场来回避讨论”。

　　作者恰恰忘了，这种简单类比很危险，“黑船事件”后，日本主权丧失不多，由于列强长期忽视，洋货未给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且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的富裕程度、识字率、人均寿命等远远好于清朝，向现代化转型更容易。中日两国集体记忆迥异，很难用民族主义等大词来盖棺论定，明治维新时“尊王攘夷”，岂不更民族主义？为什么却成了积极动力？

　　纵览全书，作者似乎想告诉我们，再复杂的事，交给金融就行，出了股灾，必然是政府干预过度，而郁金香泡沫事件这样的纯商业波澜，则因“影响不大”，被作者大方地开除出“三大泡沫”之列（103页）。言外之意，不笃信金融万能，你就是愚昧无知，就要遭到作者痛心疾首。

　　其次，在史料选取上太粗糙，作者似乎相信，历史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非自发秩序，我们没发展，是因为脑子出了毛病，与资源禀赋、环境禀赋、社会结构等无关，坚持头脑风暴式的解决方案，使本书成了六经注我，丧失起码的客观与严谨。

　　比如慈禧太后是否挪用海军军费（第185页），历来争议颇多，相当多学者认为那本是太后设在海军内部的小金库，并非海军经费。

　　再比如“在明清自……中国的农耕社会并没有全国性市场”（第165页），可参考《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罗肇前）、《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许檀）等论文，没有全国市场，为何宋代时“苏湖熟，天下足”的苏湖一带，到清代反成了缺粮区？转而是“湖广熟，天下足”？

　　再有，称清末“铁路国有”是为了掠夺民间财富（第21章），也有失武断，此前数年，全国10多条民营铁路建设缓慢，地方豪强强制派发许多债券，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对此怎能视而不见？

　　在阐释犹太人与高利贷之间关系的部分（第八章、第十章），也忽略了较新的研究成果，其实欧洲山区游民更早掌控高利贷，他们与犹太人合作，才将后者推上金融的高峰。在解释英国现代化历程时（第九章），也忽略了与“江南模式”的对比，前者是资本密集，后者是劳动密集，而大分流的原因，与战争、瘟疫、殖民地和廉价资源等息息相关，制度设计未必是决定性的力量。

　　类似的模糊、舛误，随手还能翻出许多，比如被作者赞为“明末”“伟大富豪”的沈万三（第57页），顾诚先生曾考证，很可能是元代中期人。

　　第三，行文失于仓促，比如第二章，述史时竟转到现实问题上大谈一番，有把跑题当博学的气概，再比如第五章维京海盗的部分，与全书完全脱节。

　　尤为难忍的，是行文夹杂大量语录，皆用黑体标出，这似乎是以前领导人著作中的办法。如果作者的话确有创见，倒也罢了，偏偏总是大而无当，不过是将别人的余唾用更夸张的方式咀嚼一番罢了。

　　比如作者总结阴谋论产生的三大原因：第一，无知与恐惧；第二，偏见与懒惰；第三，专制与迷信。这简直是一个万能归因单，只要愿意，一切问题都能推到此三者头上，如此表面化的分析，怎好意思加粗强调？

　　启蒙不是绝对真理

　　由此想到启蒙话语的困境。

　　启蒙是好事，让人学会理性地看问题，但目的与手段应匹配，不能目的美好，手段却是口号式、语言暴力式的，更不能走独断论、非黑即白的老路，沦为新的愚民术。

　　应警惕启蒙的肤浅化，以为会喊两句正确的口号，找个正确的立场，敢抡两句狠话，懂一点专业知识，自己就天然是启蒙者。事实上，这与启蒙相差万里。启蒙应该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一个绝对真理，它应该春风化雨，不应捶胸顿足。

　　这确实是很尴尬的现实，很多有启蒙情怀的人，他们写出的东西却高度简单、立场化和反启蒙，他们只想让别人倾听，没站好对等交流的身位。这也许不能埋怨他们，毕竟他们从小到大受的都是决定论教育，把话说得越极端，就越可能得到家长、老师的赞许，当一个社会以犀利、解气为阅读的审美原则时，个体便只能野蛮成长，即使成了教授、学者，也难洗脱这层烙印。

　　人是受造物，很难选择自己的社会存在，关键在于醒觉，能主动意识到自身的种种问题。在封闭环境中，体制会被扭曲，个体同样会被扭曲，不能只看到前者的阴暗，却忽视了后者的阴暗。当启蒙变成居高临下的说教、训话时，那么，它就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本书前四章尚有趣，可彻底读完后，你也许会像我一样，所得有限。

　　王巍笔下的郁金香泡沫

　　1635-1637年间的郁金香泡沫发生在当时是海上强国的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市场中心。早年间,土耳其人从天山山脉将郁金香花种带入君士坦丁堡,郁金香进入宫廷,成为东方时尚。后来的德国植物学家进行人工栽培,发现病毒突变会导致郁金香球根有美丽的变种。进入荷兰市场后,起初植物爱好者和商业新贵们以培育不同变种花朵为荣,标价昂贵,很快就有投机交易者介入买卖形成郁金香市场。

　　郁金香花的培育速度很慢,需要六七年,无法跟进市场需求的变化。这就给期货交易开辟了空间。大家都在酒店大堂进行交易,买卖单据都通过背书而流通,无法明确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在投机者的操控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交易,哄抬价格。许多郁金香品种可以在一年内价格上升百倍,进一步刺激了市场需求。

　　“1636年，一棵价值三千荷兰盾的郁金香，可以交换八头肥猪、四头肥公牛、两吨奶油、一千磅乳酪、一个银质杯子、一包衣服、一张附有床垫的床外加一条船。”这样的市场显然无法长久维持,待到击鼓传花结束时,供货者无法交割,收购者和投机者受损出场,郁金香泡沫就烟消云散了。

　　摘自《金融可以颠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