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饿死”，本不该如此悲剧

　　■ 一周观察

　　一方面，法院完全可以依法剥夺南京女童母亲的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这样做的话，足以避免悲剧发生。另一方面，纵观整个事件，无论是居委会、民警还是邻居、亲戚，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任何一方，只要多做那么一点点，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庭长对南京女童饿死事件作出回应，称女童因父母吸毒不能照顾年幼子女，导致两名幼童饿死，是“家庭的悲剧”。这一说法引来了不同意见。

　　无可否认，在这起悲剧当中，作为女童监护人的母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将孩子丢在家中活活饿死的母亲，甚至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母亲。但是，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

　　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事件中更多的细节被披露：女童早在事发3个月前就曾被锁在家中四五天，是她自己打开门逃了出来。在此之后，当地社区居委会、民警、邻居、亲戚等都曾向女童进行不同形式的救助。而且，他们都认为自己已尽到责任。特别是社区居委会，更是对女童一家“仁至义尽”：不仅每月补助800元，还为女童家买了洗衣机，派人去打扫卫生等。

　　也就是说，人们早知道孩子母亲不具有正常抚养孩子的能力，也应该明白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位母亲抚养，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但是……悲剧依然发生了。

　　因此，女童饿死事件首先是个法律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明文规定，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在女童饿死事件中，作为女童惟一监护人的母亲，在3月份的意外事件发生后，已经表明其不具有抚养女童的能力和资格。按说，当地法院完全可以依法剥夺其监护权，另行指定监护人。这样做的话，足以避免悲剧发生。

　　但当地法院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在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6年以来，现实中极少有父母因不称职被法院剥夺监护权的案例。因为根本没有支撑这种做法的机制。

　　首先，对于剥夺父母监护权，《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应该”。也就是说，法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该条款对法院没有任何约束力。其次，《未成年人保护法》还为剥夺父母监护权设置了一个条件：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这个“有关人员”及“有关单位”是谁，也没有说明白，这进一步将该条款虚化。应该说，在女童饿死事件中，可以向法院申请剥夺母亲监护权的“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太多了，邻居、亲戚、居委会、社区民警等，都可以提出申请。但事实是没有一个提出。既然没人提出，进入不了法律程序，当地法院自然无法剥夺女童母亲的监护权。

　　女童饿死事件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纵然法院不剥夺女童母亲的监护权，也不必然意味着女童会被饿死。事实上，纵观整个事件，无论是居委会、民警还是邻居、亲戚，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任何一方，只要再多做那么一点点，悲剧或许就可以避免。比如，居委会帮女童雇一保姆，而不是仅仅掏钱；民警也不仅仅是把钱交给母亲，而是要亲眼看到小孩；比如太外婆在5月17日送饭不成（女童当时还活着，因房门被反锁而出不来）之后，还能经常前来探望；比如邻居在交还钥匙（3楼一位邻居曾短期照顾过女童）之后，仍能不时过去听听动静。

　　但可惜的是，再没有人能多做“一点点”。这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自私”来解释，他们都有各自言之成理的苦衷。而在这些苦衷背后，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柴会群（南方周末记者，6月27日发表《南京饿死女童的最后一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