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 内心平静，不再害怕什么

　　曾经患上忧郁症并想自杀的诗人屠岸，八年前受访时说，自己始终没有走出政治运动留下的阴影，夜里还会做噩梦。而今再访，年已九旬的他内心已然平静，不再害怕什么。老人身量笔直，面色柔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平日里，他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并不时有作品发表，“我的灵感没有枯竭，想要写诗的冲动经常存在”。

　　屠岸，1923年生于江苏常州，笔名叔牟，本名蒋壁厚。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总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译著《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合译）、《济慈诗选》、《英美儿童诗精品选》、《约翰王》等。2010年出版自述《生正逢时》。

　　九十高龄 翻译了200多首狄金森作品

　　踏进屠岸家门的时候，老人已在门口迎接。

　　之前在电话中，屠岸的大女儿说父亲最近身体抱恙，但出现在我面前的屠岸看上去毫无病容，他身量笔直，面色柔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对我轻轻点了点头，将我引到客厅的沙发旁，利落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在我对面坐定。

　　“如果我没有听清问题，请你再说一遍，很抱歉，我的耳朵不太灵了。”老人温和地说。

　　90岁高龄的屠岸仍笔耕不辍，坚持翻译与写作。“我最近在翻译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但因为我年龄大了，便和我的小女儿章燕合作，她翻译初稿，我来核对、校订、加工，现在已经翻译了200多首。”1948年底，屠岸曾翻译并自费出版惠特曼诗集《鼓声》。惠特曼和狄金森同是美国19世纪的代表性诗人，但屠岸觉得今天中国读者对惠特曼的兴趣好像不如对狄金森那么大了，“狄金森的诗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关注艺术和哲学思想，现在好像更受到读者的关注。”

　　屠岸每天会工作六七个小时，阅读与翻译、写作各占一半时间。他爱看报纸，很关心国内外时事。“钓鱼岛的问题我是很关心的，我把钓鱼岛的地图都买来了，有关钓鱼岛的报道我也都把它剪下来放在一起，将来可以整个看一看。”

　　“我每天都写日记”，聊起日常生活，屠岸这样告诉我，然后把话题拉回到过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被揪出来，成了走资派，他们查到我在报刊上写的文章，说我放毒了，问我当时怎么会写这个东西，但我已经忘记了，无法为自己辩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天写日记，给自己留一个档案，如果再遇到人来提审，我就可以回应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而这一写便一发不可收拾，从1966年到现在一天不曾间断。

　　除了写日记，屠岸也会写回信，他的原则是有信必复。“我觉得人家很尊重你，给你来信，你不理睬，这不礼貌，好像你架子那么大，是个大作家，不应该如此的。”

　　诗歌创作 口水诗、梨花体根本不是诗

　　屠岸曾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三个头衔：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却不敢自称诗人。“冯雪峰有一个说法，诗和人结合起来才能称为诗人，而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诗人的称号是非常尊贵的，我就不敢称自己是诗人了。”

　　问起他对当下诗坛的看法，屠岸觉得中国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点走过了头。“他们提出一些口号，要颠覆传统，颠覆英雄，颠覆理性甚至颠覆语言，口水诗、梨花体都出来了，但那根本不是诗啊。”

　　当年屠岸在珠海参加一个活动，遇到一个人拿着横幅，上面写着“诗歌垃圾运动”。屠岸心里想既然叫垃圾运动，那就到垃圾箱里去好了，何必到诗坛上来呢，“他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

　　进入21世纪，屠岸认为中国诗歌在慢慢恢复，“一些老诗人还在坚持写作，像郑敏、牛汉，最近中青年诗人也有好的作品出来，比如西川、王家新，他们的诗歌有他们的力度，有他们的内涵，年轻的诗人也在崭露头角，新生的力量不可忽视。”

　　而屠岸也一直在坚持诗歌创作，并不时有作品发表，“有人觉得奇怪，说你到了这个年龄，写诗的诗兴或者灵感还有没枯竭吗？我说，对，我的灵感没有枯竭，想要写诗的冲动经常存在。”“我的灵感从沉思当中来。”

　　生活状况 四代同市不同堂

　　2010年，屠岸的自述《生正逢时》出版，书名还遭到一些误解。屠岸说这四个字源自吴祖光。吴祖光少年成名，之后却一生坎坷，“朋友就和他说你生不逢时，意思是你很倒霉啊，但他却拿起笔来写了生正逢时。我想他的意思是我能经受到这么多别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就生正逢时。”

　　屠岸说自己生逢乱世，新中国成立后又遭遇历次政治运动。“三年饥荒的时候，我呢，因为饥饿，全身浮肿，肺病复发，最后到医院里面切掉一叶肺。现在我这少了一叶肺”，说这话的时候，他用手轻轻在右胸上一划，无奈地笑了一下，“再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几乎要上吊，倒没有人打我，但精神虐杀比肉体的损害更大，最后也挺过来了。一个人经历过这么多苦难，我想我的经历连古人也是比不了的，所以我说自己生正逢时。”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屠岸的表情平和，语气温润，很难看到苦难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说如今内心已经平静，不再害怕什么。活到这个年龄，已经很可以庆幸，“病很多，不过到了这个年龄也无所谓了。医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叫做身不由己，心要由己。”

　　他的心还牵挂在全人类的命运上，最近创作的一首诗便与环保有关，其中写到了马尔代夫和尼泊尔。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两个国家召开会议，一个商讨如何才能防止岛国沉落，一个商讨怎样才能防止雪山融化。

　　采访最后，如今和大女儿一起生活的屠岸说，外孙女也已经有了下一代，自己现在是“四代同市”，“原本是四代同堂，但并不在一个堂啊，所以是四代同市。”说这话的时候，屠岸将自己因为专注倾听提问而一直微微前倾的身体，向后放松地靠在了椅背上，露出微笑的表情。

　　■ 岁月回声

　　那时候你若自杀，不会有人同情你，只会给你最大的责难，因为你自杀是自绝于人民。我也怕死，但我遭受的精神侮辱太厉害了，人格全部扫地。那时，死亡对于我来说是亲切的、甜蜜的，我想要去追求它。可是看到女儿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去追逐甜蜜，我还要继续忍受苦难。

　　录自本报2005年4月13日屠岸个人史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