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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咏:中央乐团四十年

2013年07月06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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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1996

  中央乐团的四十年,这是个被遗忘的艺术宝库。它记载了20世纪下半叶交响乐艺术在神州大地整整四十年不寻常的发展经历;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构建新文化的延伸;也是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通过交响乐演奏窥探出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如何与音乐艺术扯上微妙错综复杂的关系。

  ——周光蓁,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者。

  啊!朋友,我们不要这种声音。

  唱吧,让我们更愉快地歌唱,

  更欢乐地歌唱!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歌词为席勒诗句。中央乐团最具标志性的演出作品之一。

  对于绝大多数并非爱乐人的读者,中央乐团四个字多多少少是有些陌生的,而对于诸多专业人士而言,已经于1996年改制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的中央乐团,则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并不那么乐意面对的过往。

  不过,要唤起人们对中央乐团的历史记忆,其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到陈钢、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管弦乐版本的《二泉映月》到“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从郭兰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到李谷一的《小花》,对了,还有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央乐团的声音其实早已融入国人的集体记忆。

  只是这记忆与中央乐团成立时的主要宗旨之一,“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居然基本没有关联,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当然,就中央乐团本身而言,诸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其实是构成其品牌的保留曲目,特别是第四乐章末尾的《欢乐颂》,中央乐团的演绎堪称辉煌。但是最终,在长达40年的斗争之后,这样的声音还是只能成为少数爱乐人唱片架上的记忆而已。

  是的,斗争。三年前,香港学者周光蓁的巨著《中央乐团史》出版,作者自序当中劈头一句引用乐团元老、指挥大师李德伦掷地有声的发言,“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为全书定下基调。作者以十年之功,访问百名中央乐团老乐师及相关人物,构建出中央乐团在几十年政治风雨中的斗争史,不啻为另一个角度的当代中国侧写,也为近三十年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角度。

  《中央乐团史》出版当年获选亚洲周刊评出的十大好书,恐怕与这段历史涉及知识分子处境这一公共话题有关。但事实上,对中央乐团的历史探究,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贯穿于中央乐团40年历史始终的“土洋之争”,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过程当中的根本困境。而如果以交响乐作为标本,则民族文化与西方音乐传统的融合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这一道路本身的可能性也还存有疑问。相比之下,与这条路线之争互为表里的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虽然更加残酷,最终指向的却只是制度层面的历史反思而已。

  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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