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乐团 斗争中的凤凰之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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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技术人员，还是艺术家

　　要理解中央乐团的历史，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中央乐团保留建制的40年历史当中，从源头处去寻找中国现代交响音乐的草创之路，在发展中去理解中国作曲家的一系列管弦乐作品，才可能真正明了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为现代文明建设所做出的努力与挣扎。而周光蓁的探究，也就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交响乐萌芽开始。

　　1946年5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刊出了一份“中央管弦乐团”招考团员的公告，公告中表示该乐团的宗旨，是“培养管弦技术人员及训练军乐技术人员”，名额则包括弦乐和管乐各25人，合唱队20人，乐团团长贺渌汀。两个月后的7月17日，乐团正式成立，并举行音乐会纪念聂耳逝世11周年，出席者包括朱德、徐特立、王明、陈伯达等，规格颇高。

　　乐团大提琴手李刚曾经回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乐团，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出钱、出力、出人创建的第一个直属中共中央的乐团。”至于乐团的演出任务，则包括秧歌剧、新歌剧、京剧、曲艺。中央管弦乐团当时也曾经与美国军事观察员联谊，合作演奏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其中大提琴手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指挥大师李德伦。

　　中央管弦乐团1948年改组为“华北人民文工团”，活动的时间不过短短两年，但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特别是乐团的定位，一是乐师“技术人员”的身份，一是乐团以群众活动、宣传活动、外交活动为主要的演出任务，在之后的交响乐团发展进程当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烙印。

　　事实上，虽然乐师的定位是“技术人员”，但当时有些人恰恰是不太尊重演奏技术的，出自“上海音乐”的科班生李德伦就曾经对乐队在训练时爱理不理的态度相当不理解。

　　中央管弦乐团在延安执行各项演出任务的同时，堪称一代音乐教育大师的吴伯超在常州，正在训练他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吴伯超从德国订购了巴赫全集的乐谱，定制小型提琴乐器，并延请当时国内最优秀的一批乐师为这批平均年龄十岁的孩子上课，包括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四位外籍乐队首席。吴伯超为幼年班设定的是十年学制的专业训练，但在国共内战的阴影之下，这一训练计划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1949年，吴伯超决意把刚刚完成三年学习的幼年班带到台湾，以完成“十年大计”。但这位国立音乐院院长在赴台考察途中，搭乘的居然是“太平轮”，结果他的音乐梦想就此被大海吞噬，而幼年班的孩子们，则成为共和国的一代音乐中坚……

　　常州幼年班后来被称为“音乐少林寺”，1956年中央乐团成立之时，幼年班贡献了7名各声部首席，而在最重要的第一小提琴声部，12名从全国招来的乐师之中，幼年班便占了5席。吴伯超是把这些孩子作为未来国家级乐队成员来培养的，孩子们的表现后来也确实不负老院长所望，但他们或许都没有想到，一支国家级乐团所要承载的，远远不只是音乐。甚至，音乐只是其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读到远方那个“中央管弦乐团”的招考公告，对此或许能多少有一些思想准备。不过他们不用等太久，因为很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成为同事。而无论来自何方，他们也都必须面临选择的困境，如何在努力完成每一项任务的同时，保持住音乐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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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民族创新，还是要西方古典

　　乐团1956年成立时首演的是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音乐会，1996年最后一次公演的曲目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而中间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乐团不能公演西洋音乐作品，包括德彪西、贝多芬在内的诸多作品更是被点名批判。乐团曾经奉命创作演出大量民族音乐风格的管弦乐曲，《穆桂英挂帅交响诗》大概是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可是当代的听众，有多少人会知道曾经有这样一部作品存在过？

　　1956年7月3日，中央乐团举行了它的第一场音乐会，纪念莫扎特诞辰两百周年。那天的曲目包括《费加罗的婚礼》序曲，《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等，演奏小提琴的是15岁的中学生盛中国。事实上，乐团正式的成立大会，是在一周后的7月10日。

　　在此之前，这批音乐家作为中央歌舞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参与了多次外交与联谊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参加1953年和1955年两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至于1951-1952年间音乐家们长达一年的旅欧演出，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这个奇迹，音乐家们躲过了第一场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对《武训传》的批判。

　　更重要的，一年的旅欧巡演，为年轻的音乐家们提供了一种与世界接轨与交融的可能性，也切实为他们带来了演奏技术的提升，但与此同时，或许也让他们对归国之后的各种运动，更加感到格格不入。

　　但那都是后面的事了。至少，在那个1956年的7月，一切还都是美好的。中央乐团有了自己的名字，有了自己的莫扎特演出，有了自己面向公众的“星期音乐会”，甚至，还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北京音乐厅。

　　在当时，包括中央乐团在内的音乐界，似乎隐隐承担了一个任务：向世界证明中国音乐站起来了。站起来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能够拿进来，以高水准演奏欧洲古典音乐，一是能够走出去，创作并演出中国特色的交响音乐作品，并被世界接受。这两个指标看上去似乎并不矛盾，却与中央乐团几十年的“土洋之争”暗合。

　　事实上，音协主席吕骥早在1948年就曾经表示，“今天是群众的时代，音乐也是群众音乐时代，群众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不以器乐为主，尤其不是以西洋的钢琴、提琴等独奏乐器为主。”而音协副主席贺渌汀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代表某一民族特性的音乐，主要不是乐器，而是音乐的内容，音乐越进步，表现的力量越强——而音乐上最主要的作品还是要用进步的西洋乐器来演奏。

　　这样的斗争，当然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在中央乐团40年的历史当中，既有祥和宽松的艳阳天，也有暴风骤雨的阴霾，而乐团便在贝多芬、莫扎特与群众歌曲、革命歌曲之间，蹒跚前行。

　　历数中央乐团土洋两个方面的成果，《凤凰咏》附录有中央乐团40年的演出曲目和主要录音。与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合作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严良堃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小泽征尔指挥的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等，都堪称耀目，特别是贝九，更被看做是中央乐团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79年年底与小泽征尔合作的版本，更堪称时代的强音。

　　但若以录音论，中央乐团留下的声音当中，更多的还是《黄河》、《梁祝》、《沙家浜》、《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等等，这些作品是否成为了世界交响音乐的经典，见仁见智，但它们已经成为国人的文化记忆，则是不争的事实。回想起来，两条路线的斗争难以评说，倒是这些声音，成为一种意外的音乐财富了。

　　1999年，深圳。有幸跟指挥元老李德伦大师和作曲元老吴祖强教授见面，我表示对中央乐团深感兴趣，谁知李老劈头一句：“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就这一句话，让我下决心访查和研究这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发展足迹。后来拜读吴教授的文章，其中一篇把中央乐团画上休止符的改革比喻为“集香木自焚”的“凤凰涅槃”。如此悲壮的描述，更引起我追寻“神鸟”历史踪影的兴趣。——周光蓁

　　一支完整齐全的交响乐队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通过演奏中西管弦乐与西方现代文明接轨，让中华民族亦可以管弦乐昂然步进世界音乐殿堂。用音乐先驱曾志忞1904年所说的话：“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吾国将来音乐家，岂不愿与欧美人竞技。然欲达目的，则今日之下手，宜慎宜坚也。”——周光蓁

　　C03-C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

　　专题图片来自《凤凰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