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乐团 斗争中的凤凰之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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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黑暗

　　在甚至还没有完成全民文化扫盲的时代，一支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的乐团多多少少是与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为此，乐团领导只能变着花儿去适应一次次的运动潮流。放卫星时期，中央乐团的卫星是一年的演出场次要数以万计，为此乐团化整为零，深入工厂和田间地头，奏上两首曲子就算一场才能过关。但即便如此，当清算的时刻来临，工人代表一句从来不喜欢也听不懂那些交响乐，就足以让乐团的“革命”努力毁于一旦。

　　1973年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内部演奏会，为到访的美国客人基辛格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文革”以来，中央乐团首次被允许演奏西洋古典音乐作品，虽然仅仅是内部演奏——事后证明，《田园交响曲》并不田园，中央乐团就将迎来新一轮的暴风骤雨。

　　其时，中央乐团的身份是“无产阶级革命样板团”之一，主要的演出任务，是“八大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

　　以今日的观点看，彼时的中央乐团，被剥夺的已经不仅仅是艺术上的自由，音乐家们在人格上，可能都处于一种被压制与控制的状态。但以当时的现实来看，这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处境。

　　事实上，从反右到“文革”，十几年间中央乐团数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乐团能相对平安地走过那段中午的黑暗，既与团长李凌等人的努力有关，恐怕也有相当程度的幸运与偶然因素。至少在一开始，无心插柳的《交响音乐沙家浜》最后能成为乐团的护身符，大概是连创作者们都没有想到的。

　　当然，在那持续十多年的惨烈斗争过程之中，中央乐团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文革”之中，乐师们纷纷组建造反派、战斗队，在斗争过程中，1968年4月，乐队队长陈子信自杀，之后又有陆公达、门春富、依宏明自杀身亡。乐队首席、小提琴家杨秉孙因言获罪，被判十年徒刑，而乐团创作组的作曲家瞿希贤则入狱六年七个月——瞿希贤的名字未必为大众熟知，但她的作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和《乌苏里船歌》，可谓脍炙人口。

　　对中央乐团来说，压力最大的，或许是乐团本身也变成了一个战场。1973年，为基辛格演奏《田园交响曲》之后不久，指挥大师奥曼迪率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中央乐团献上的演出是钢琴协奏曲《黄河》和交响版的《二泉映月》。在随团而来的著名乐评人勋伯格那里，《二泉映月》是一首优美的作品，奥曼迪本人更对这首曲子惊叹不已，甚至把总谱带到美国准备在美国首演。而《黄河》，则被勋伯格称为“黄热病”。

　　结果，由此引发了一场对西洋音乐的总批判，《二泉映月》则被禁演，甚至以国家渠道要求奥曼迪和费城交响乐团不要在美国演出这首作品。对于乐曲的改编者吴祖强来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了一回这样的决定，该是怎样的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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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固守专业，还是要市场活力

　　中央乐团的重大转变，出现在1975年，当年10月的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上，十年来第一次上演了带有原版歌词的《黄河大合唱》，“革命样板团”由此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到1978年4月，韩中杰指挥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由法国国家广播公司实况转播到英法两国，漫长的黑暗时代终于过去。不过，中央乐团的斗争史却并未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层面的“斗争”与分歧。曲高，和寡。

　　1989年6月2日，中央乐团又完成了一部首演曲目，布鲁赫的《希伯来悼歌》，一个月之后的7月18日，乐团创作组组长张文纲作曲50周年音乐会，则以混声合唱作品《爱好自由的人们》开场。曲目的选择或许能偶然契合乐团成员的心境——在此之前，乐团已经经历长达三个月的“不排练，不演出”时期，包括1989年春节期间的罢演。

　　这是连“文革”期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究其原因，时任副团长的谢明说得很清楚，“我们不演出，心里过意不去，可越演越赔钱……一场演出下来，累得精疲力竭，瞅着那四块钱（演出费）心里发笑。”当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一句“最多不过乐队解散而已”，是中央乐团40年历史当中收获的最灰色报道。

　　其实，以市场为诱因的观点分歧，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1979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为电影《小花》伴奏，李谷一的演唱风靡全国。第二年，部分团员开风气之先，组成“太平洋乐队”，录制了一系列的轻音乐作品，更是风行一时。在这个基础上，乐团原有的大编制古典乐演奏风格与轻音乐的市场潮流，产生了不小的冲突。最终，李谷一与小乐队于1983年脱离中央乐团，另组为中国轻音乐团。而在一年之后，中央乐团本身，也开始出堂会了，第一场纯商演，是“庆祝长城饭店开业交响音乐会”。

　　但中央乐团的商业演出之路，是难称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之中，乐团似乎连原有的专业也失去了。1994年，中央乐团在为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协奏曲决赛进行伴奏时出现失误，引起极大争议，加上之前媒体上《中央乐团只是一块招牌了》的批评，乐团的改革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余韵 不仅仅是交响乐

　　中央乐团的声音，已成为历史。而中央乐团亲身见证的那场斗争、那些问题，则还是我们的课题。这，也是我们要重温那四十年历史的出发点……

　　1996年2月3日，李心草指挥中央乐团演奏威尔第的《茶花女》序曲、门德尔松的《钢琴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的《第一交响曲》。随着马一的最后一个音符休止，中央乐团的演奏历史也就此画上句号。中央乐团改制为中国交响乐团，加上2000年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改制为中国爱乐乐团，中国交响乐的新时期就此开始。

　　如今中国的几大交响乐团，已经有了与世界类似的演出季形式，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等的高水平演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至于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成为吸引世界顶尖乐团的盛事。但在这样的辉煌后面，中央乐团40年历史当中所面临的那些斗争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答案恐怕仍不乐观。

　　对于早期的草创者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先驱来说，交响音乐引进中国，多多少少带有一种西方先进文明的意味。但这先进文明与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却艰难万分，抛开种种的政治风波不谈，仅仅以公众对交响音乐的接受和认知程度而言，百年来的进展可能是相当令人尴尬的。

　　而在这尴尬背后，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对交响乐世界的参与，更是尤其艰难——这简直就是现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扎根过程的折射，先进文明与本土文明既争斗又融合，互相之间到现在为止，也还在摸索各自的位置。

　　身处京畿政治风暴眼，乐团面对连绵不绝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论争，以及国家大起大落的政治、外交动态，既是对外的橱窗，又是对内的箭靶，荣与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令人惊讶的是，乐团涉及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首演莫扎特一刻开始，历经“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出国潮、艺团改革等。——周光蓁

　　虽然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但乐团的生命力顽强，靠的是团队精神和强烈集体荣誉感，一次又一次保住垂危的乐团，还创造条件演出中外古典管弦作品，反映乐师们爱乐精神和对交响视野的执著，一直到1996年乐团进行改革、更名、解散为止，“凤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周光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