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蓁　中央乐团史是写不完的历史

　　1999年7月28日，香港学者周光蓁在深圳遇见了原中央乐团艺术指导李德伦。李对他说了一句话：“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这一年10月，周光蓁去了北京，在医院病房里再次见到了李德伦，一项庞大的中国当代音乐史工程就此展开。

　　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新京报：你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和两年半前港版的这套书相比，有了修订，主要有哪些不同？

　　周光蓁：图片方面有很多新图，港版有280张图片，简体版超过400张。新增加的图片很多是港版出版后，各方面热心读者提供的，很多都很珍贵。有一张是1973年阿巴多带维也纳爱乐来中国时的图片，那时他风华正茂是个帅哥。还有一张是整个乐团在厦门演出，在解放军炮舰上游玩，也挺有意思。图片之外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附录，有六七位老乐师一起帮我完成了这个附录，里面收入了建团40年来参加过乐团的所有全职人员的名单，非常全面，里面的很多人名我在采访的时候听到过，但是不知道名字怎么写，看了这个附录我自己也收获很大。另外港版最后一章是乐团1996年改为国交后的发展，简体版取消了，以1996年2月马勒一演出时，大家含泪握手道别作为结束。因为国交现在也还在发展，如果需要，以后再写吧。

　　新京报：文字部分的内容还有补充吗？

　　周光蓁：港版的书出来以后，很多人提了很多意见。我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卞祖善大师邀请我去他家，我没想到他把这本书一字不落看完，书上贴着满满的纸条。香港版有52万字，他70多岁了，还有这样的耐心给我指正，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还有其他人也有各种补充，之前我搞不清楚“文革”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乐师跳进苏联大使馆，后来等书出来，有一位乐师告诉我确实有这件事，因为跳进去的人就是他。这一类的补充还有很多，但我必须要强调，中央乐团史是一本写不完的历史。过了40年，里面的人和事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超过了100位成员，都是一对一的采访，工程很大。

　　新京报：你有念头写这本书其实源于李德伦的一句话，他说“中央乐团的40年是斗争的40年”。

　　周光蓁：1999年7月28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那天我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李大爷，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他还说，“如果你要了解，就来北京找我吧”。这一年的10月是新中国成立50年大庆，我去了北京，见到李大爷的家人，说他在医院。我拿了医院的地址就去了，他住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不能随便进的，我也不知道，就直接进去和他聊了一个小时，最后是被护士踢走的。李大爷说了很多事情，其中也有很多对乐团几十年历史的观点。他鼓励我说：“写乐团历史不好写，但是你应该写，你不要怕，要做就尽快去做。”当时我还想，怕什么？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新京报：为什么呢？

　　周光蓁：他当时给我准备了一张字条，写了三个名字和电话，他跟我说，要想了解乐团，先去找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李学全、章棣和和刘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里面李学全和刘奇都是反对李德伦的。我去他们家里拍门说是李大爷让我来找他们的，他们都不相信，说“不可能！”李大爷说的“不要怕”，指的是40年里团里的各种斗争，“文革”的时候大家要站队要分门别派，在我采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某一拨人对另一拨人的不同看法。我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白天斗晚上还能坐在一起拉琴。有个乐师告诉我，“这个太简单了，我们演出是命令，不演就是反革命。”我听乐师们回忆，学习到很多东西，看他们怎么在大时代里作为个人在集体里追求，很有意思。

　　新京报：李学全和刘奇主要反对李德伦的是什么？

　　周光蓁：他们都反对1996年乐团改革，刘奇当时是巴松管首席，他反对实行艺术总监制，他说“总监，总监，就是总强奸！”李大爷是在辅仁大学念历史的，他有历史观，知道历史不应该是一面倒，他有这样的胸怀。在他2001年过世前，我很多次到他家，他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其他很多乐师也是这样，大家众志成城帮我完成了这本书。我采访了100多位乐师，有两位拒绝了我。还有一位本来不接受，我就灵机一动告诉他，已经接受采访的人中有一些说的内容对他不太有利，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谈，我只能根据别人说的来写。他想了想说“那好吧，你过来吧。”我去强迫他回忆过去，他70多岁的人了，流泪啊。这让我更觉得有必要带他们回他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当时不做，这段历史就流走了。

　　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新京报：你最早做这个工作是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后来怎么变成了一本书？

　　周光蓁：我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以学术性为主。写完论文我觉得我欠这些乐师们一本书，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有些人是流着泪很痛苦地回忆过去，我在采访的过程里也没有客气，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比如当时为什么会打人等等，我都问得很直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辞掉了香港大学的工作，全职写了两年，从2007年10月到2009年8月。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是因为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采访过的乐师的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爸爸那天早上走了，走之前跟她说，香港有个周先生，说要写中央乐团的团史。“我大概是看不到了，将来书出的时候，请管他要一本。”我听到这些话真的很难受，那一天下午我就写了辞职信。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新京报：在这本书出版后，李德伦的家人却对书中内容表示了不赞成，说你抹黑了李德伦，还说你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为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叫屈。

　　周光蓁：其实李德伦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写作动力，关于他家人的批评我不想说太多，但是我要强调，这本书不是某某人的历史，而是乐团的历史，李德伦是这个乐团的一分子。我觉得乐团的性质就是指挥和乐队总会有矛盾。所以是要从乐师的角度看还是从指挥的角度看？李大爷把乐师名字给我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他大气，觉得要对历史负责。有句话我希望你一定写下来，我在这本书里所有引用的内容都是乐团直接成员的采访内容，家属不算直接成员。我也有和家属聊，作为参考，但是家属有既定立场，我不会把他们的话写进去，这个关我把得非常严格。如果有一些家属看了这本书不舒服，我很抱歉，但我必须为历史而写。

　　新京报：这种反对你会不会觉得意外？

　　周光蓁：我很感谢李珏（李德伦女儿）当时帮我提供了那么多资料，如果没有他们家人的帮忙，我这本书得少10万字。但是我并不是只采访了反对改革的人，我也采访了支持者，我是根据李大爷的指示去做的，他家人的反对我很意外。书出来的时候李大爷已经不在了，我觉得挺遗憾，我觉得李大爷会支持我这么写。我也采访了一位“文革”时乐团的指挥，他看了我的书，我问他，这样写李大爷会不公平吗？他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对他已经很客气了。”我说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也就是这样的意思，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写，每个乐师都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关于是不是要香港人来写也成为了一个话题，卞祖善就说，还是由香港人来写最好，没有立场比较客观。我选择现在这样去写，因为这些都是事实。

　　周光蓁 曾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研究院跟随郭颖颐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教授学习中国文化史和民族音乐史，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现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亚洲周刊》音乐评论专栏主持。著有《中央乐团史1956-1996》（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十大好书，其简体版日前由三联书店出版，更名为《凤凰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