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未必知道的雅典公民政治

　　芬利（Moses Finley，1912-1986），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自1953年出版《古代雅典土地与信用研究》以来，他写了大批著作，如《奥德修斯的世界》、《古代与现代的民主》、《古代经济》、《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古代世界的政治》、《古代史》等。《古代世界的政治》，是芬利晚年出版的作品，他在这部书中对古典世界政治作出了最全面的考察。

　　芬利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国、罗马帝国，他抱着近乎鄙视的拒斥态度，直接将它们从自己的讨论中剔除，因为在“皇帝之决定即具有法律之效力”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没有政治可言。他相当推崇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明确指出，雅典人居住在一个大约1000平方英里的地区，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公元前5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从来没有超过4万到4.5万。这些数量少而居住集中的人，组成了古代典型的面对面社会。

　　这个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主要使用口头而非书面语言，领袖和群众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主要由使者、公告栏、闲谈和谣言、不同委员会和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讨论发布。这样一个世界不仅仅是缺乏大众媒体，而是根本就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政治领袖们因为缺乏能够保密的文件，也缺少他们能够控制的媒体，因此必然是和他们的选民保持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处在选民直接而紧密的控制下。

　　第二个特征，是公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首先，除了几个职员外，古代的民主根本没有官僚机构，国家真正的主权机构，是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之外，是议事会。这个由500人组成、每年抽签当选的机构，扩大了雅典公民参与政治的途径。另外，雅典陪审法庭每年会产生6000名陪审员，只要是雅典公民，都有机会当选为陪审员。陪审团负责雅典以及雅典帝国（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存在期间）大小案件的审理；到公元前4世纪，陪审法庭还获得了对公民大会决议的审议权。如果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则把裁决公民以及公民与外人纠纷的权力，交给了全体雅典公民。

　　另外，雅典成百上千的官员，除将军等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以抽签形式选举产生，并且对几乎所有公民开放。这些官职数量不大，地位也并不显赫，但每年数百人轮换，让雅典公民熟悉了国家的日常管理。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雅典国家绝大多数职位都有津贴，也就是说，一个智力和体力都能够胜任公职的公民，不会遭遇因参与政治而忽视个人事务以至于影响养家糊口。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绝大多数公民不过家资中等的雅典社会来说，津贴制确保了公民，特别是贫穷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因此，对芬利而言，如此众多的参与渠道，既鼓励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消除了所谓的政治冷淡，也让公民有能力、有资格管理国家。

　　以面对面的社会理论为基础，芬利对有关雅典人民领袖的看法进行了清理。修昔底德和柏拉图等古典作家给我们描绘的人民领袖，就个人形象论是缺乏教养，就治理国家论是缺乏能力，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衰败，特别应当为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负责。芬利以他对雅典历史和制度的把握，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内部运作机制，特别是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力、组成、议事程序和决议的通过等方面，对人民领袖的存在提出了论证。在他的笔下，人民领袖的存在、内部的派别之争，恰恰是该制度得以运转的保证。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所有的雅典领袖，无论他们是出身贵族，还是出身平民；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否具有能力；如果他们希望获得影响，都必然要赢得公民的支持。对于他们，我们不能在赞扬和钦佩它两个世纪的成就时，同时却否定政治框架设计师和政策制定者的人民领袖，或者是这些领袖通过其发挥作用的公民大会。（有删节）

　　□晏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