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托尼·朱特 我一生都不善于沉默

　　“一流的历史学家、最老派的公共知识分子，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这是《时代周刊》对托尼·朱特（1948-2010）的评价。如果你看过他的《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你就能深深地体察“老派”与“勇气”这两个词的分量。

　　托尼·朱特终其一生对“责任”一词充满谨慎的热情，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其所坚持的一种理念或者一种生活方式，所拥有的道德洞察力和善恶判断，会深刻影响到他所在的世界。而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逡巡在过往的事实中，要对彼时身处其中的人负责与否做出精确的判断，本身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当时他已经罹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即渐冻人症），对自己的身体渐渐失去控制。一颗储存了大量知识又善于思考的大脑仍在工作，身体却背叛了自己，跟不上思想，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我们无从得知。在他即将被禁锢在内心的思虑无处逃逸之前，他写下了这本书，用文字留住那些在他清醒时刻漫步而来的人与事。他将之称为最后的幸事。

　　【虚拟访谈】

　　以下访谈的内容，均来自朱特的这本《记忆小屋》，因此，记者称之为“虚拟访谈”。需要说明的是，访谈的内容，经过编写者的选裁组合，可能并不一定令你满意，但《记忆小屋》一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

　　新京报：你是否为疾病降临到你身上而感到愤怒不公？

　　托尼·朱特：一个健康无虞的人，却在60岁时被退行性绝症击垮，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因为这病行将就木，这时候说他幸运，未免太过恶毒。患上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想必是因为一度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不过倘若必须去忍受它，那便最好有一颗内涵丰富的脑袋：充满多用途、可回收的有价值的记忆，供喜好分析的思想随时取用。幸运的是，我恰好有这样一颗脑袋。（P10-11）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敏于思维的快乐可以弥补生理缺憾？

　　托尼·朱特：不是，我喜欢实事求是地谈论事物。失去了就是失去了，即便用再好的话粉饰它也无济于事。我忍受的是一种运动神经元疾病，这种病使我成为彻头彻尾依赖陌生人的好意而活着的人。白天我尚能请人抓个痒，做些调整，而到了晚上，我像个现代木乃伊，孤独地囚禁在肉体的牢房中，只有思想在余下的夜晚与我为伴……后来，我几乎已经戒除求助的愿望，学会了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那曾经如此难挨的夜的煎熬，我后来竟然能坦然面对了，想来仍不免惊讶……敏于思维所带来的快乐，在我现在看来，实在是被那些完全依赖于此的人过分夸大了。（P13-P16）

　　新京报：谈到与人交流的慰藉，你似乎一直很强调这一点，交流的意义？

　　托尼·朱特：嗯，我想你提到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关于语言文字，对不对？我认为，语言交流不仅是我们赖以共同生活的方式，而且是共同生活的意义之一。我是被人说的话养大的。它们从餐桌上翻滚落下，落在我坐着的厨房的地板上：祖父、叔叔和流亡者，甩出俄语、波兰语、意第绪语、法语和勉强凑合的英语，竞相表达着自己、质问着旁人，遗自爱德华时期大英社会党的警言在我家厨房里回荡，倡导着“正道”。在当时的我看来，说，便是成年人存在的意义。（P109）

　　新京报：技术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非常便捷，这是否使交流的意义变得更加丰富？

　　托尼·朱特：人人说话，都像发短信一样，理应引起我们的担忧。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面临了“无语”的危险。大家都不再努力用公共语言表达自己，私人语言也在越来越固化。

　　在神经性疾病的挟持下，文字是我与世界之间仅剩的联系。后来我的发声系统越来越差，连我的助手都觉得语不成调，我被禁锢在内心思虑所建构的语言文字的景观之中。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这种无语，似乎也是很多人面临的危险。

　　在我看来，现在大家对语言的维护是欠缺的，越来越多的人被限制在静寂中。我很担忧。倘若文字衰败，我们将无以弥补。（P113-114）

　　革命是一场幻觉

　　新京报：你自己有过那种被外在的思想裹挟着前进的时候吗？

　　托尼·朱特：有。1963年至1969年间，我曾全身心投身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麾下。我当时是个理想的信徒，善言、忠实、意识形态上高度服从，将犹太民族的独立理想化了。我后来慢慢发现我的同志们为各自的利益充满了小分歧，对世界的理解则极为狭隘，这让我产生了认知失调。幸好我被剑桥大学录取了，离开了那个集团。

　　我不认为那些年被浪费了或错付了。那些年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信徒”，也明白了这样的激烈、极端的身份认同和毫无保留的忠诚要求一个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这使得我之后对一些强劲的思潮有更强的免疫力。（P67-72）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否算是你遭遇的强劲的思潮？当时你是怎样的？

　　托尼·朱特：哦，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生于1948年。1968年，像许许多多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养尊处优的孩子一样，我也服从到了反抗中去。

　　不可否认，我们对革命一词的许多视觉理解，的确都来自我们自以为所理解的1789-1794年发生在巴黎的事件，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有些分不清了。雷蒙·阿隆就对当时的革命非常厌恶，原因似乎是大家都拿革命当乐趣。

　　但是，如果我知道巴黎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那么良好。在我们所有热烈的讨论中，我竟想不起来有谁提到过“布拉格之春”。我们当时有那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集体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如此看来，1968年5月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场幻觉吗？（P87-92）

　　新京报：当时年轻的你们想着要改变世界，要革命，可真正的革命就在你们不远的地方发生，你们却错过了它？

　　托尼·朱特：可以这么说。我们致力于讨论世界的问题与改善世界的方法。至少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P92）

　　彼之家乡，吾之异乡

　　新京报：你对此作出的弥补是，在中年时去学习了捷克语？

　　托尼·朱特：哈哈，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这么说的，中年危机本来就是要借由一些异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仍然保持年轻的心，为了解除中年危机，我就去学捷克语了。

　　东欧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它非正式的地下反抗力量。我读哈维尔、米奇尼克、雅努什·济什等人及他们朋友的书，并最终会见了他们。后来我频频拜访来自中欧、东欧的专家和流亡者，主办帮助了苏联流亡知识分子安家的项目。

　　学习捷克语使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学者。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我也不可能把自己从1945年以降目睹的欧洲史写成《战后欧洲史》一书。我的这个中年危机，大约是所有中年危机中最好的一种，它根治了我身上后现代学院派方法论至上的毛病，也在客观上使我成为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P124-129）

　　新京报：你是否看重“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托尼·朱特：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法国的词。公共知识分子往往通过一系列或具争议、或具流行性的话题中贡献自己的言论而出名，能够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P81）但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P153）然而语言表达是我的专长。我一生都不善于沉默。我在经年工作过程中有一些十分出色的同事，他们在自我表达以前总会再三思考。我嫉妒他们的这种自制力。（P110）不管怎么说，任何形式的标签都会让我不舒服。

　　新京报：那么，你会如何称呼自己？

　　托尼·朱特：我教授的是已故多年的欧洲人所留下的文本遗产；我对表达不精却美其名曰“个人表达”的做法不加容忍；我不承认无能者的努力；在教学上，我一开始就重现实而非“理论”；审视如今这个勉强算是历史研究体系的东西时，我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于是，大学里许多同事视我为反进步的“史前生物”。

　　我，犹太人、生在英国、修习欧洲史、又去美国教书。大概我只好援引“无根的都市客”这个耳熟能详且令人不快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吧？可它又不太准确，充满了可以包容万物的惺惺作态的感觉。我知道，我并非无根，而是牢牢扎根于一系列相互矛盾冲突的土壤中。（P151-156）

　　编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