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干预”器官分配引发利益之惑(1)

　　器官资源在中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各方争夺对象。地方红会作为器官捐献的第三方机构掌握捐献者资源，移植医院希望从红会获取这项资源，红会以此要求医院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有为自己牟利之嫌。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这一计算机分配系统，没有被强制使用有关，使得器官资源在系统外流动。

　　今年5月，姚林决定将与深圳红会之间的纠葛摆上桌面。

　　姚林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器官获取组织（以下简称OPO）的工作人员。在他下定决心说出这件事时，这家医院与深圳红会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合作，已进入“霜冻期”。

　　已经几个月，姚林没有从深圳红会那儿，得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信息。按照双方约定，以往，深圳红会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发现器官捐献者濒于脑死亡状态，便会第一时间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们医院不捐款有关。”姚林说，深圳红会凭借所掌握的潜在捐献者信息，要求医院捐款。

　　但让姚林不满意的是，“这笔捐款用途的明细，深圳红会从未公开过。”

　　中国试点人体器官捐献已3年有余。如今，捐献率不足百万分之一，捐献器官是一种稀缺资源。

　　王海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研究主任，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总设计师。他关注着社会各方力量对器官资源的争夺。

　　5月11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培训会议上，他说，一旦有潜在供体（即器官捐赠者）之争，就会令器官这种挽救生命的稀缺资源待价而沽。还有专家认为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贵

　　每年1/30的病人能获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脏的移植费在一些地方约四五十万元

　　深圳最早开展了器官捐献试点。高敏现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献有关。她是深圳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平日会去医院宣传器官捐献，并和潜在捐赠者家属商谈相关捐赠事宜，包括经济救助。

　　高敏的活动能力很强。她的笔记本里，有各地医院的电话。在深圳，或广东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脑外伤或脑出血，且愿意捐献器官的，很多医院的医生会第一时间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医院的OPO赶来对病人做死亡评估，然后获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红会，有器官协调员3名，他们掌握着广东大量的潜在供体信息。

　　这些信息在中国成为一项极为稀缺的资源。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

　　一起移植手术，医院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去年，广州中山一院一名刚做完移植手术的病人告诉记者，他的整个医疗费用为100多万。各地的移植费用不尽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费用为十几万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万元。

　　很多医院的OPO非常希望从深圳红会处，得到潜在供体信息。这些医院都有器官移植资质，都有很多病人来做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率先获得器官后，就有机会给本院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以肾移植为例，每一个肾源有几百人在轮候。哪家医院的OPO能得到捐赠信息，就可以优先在本院轮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获得捐赠信息后，一般会第一时间通知广州中山一院的OPO。不过高敏坦言，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OPO，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深圳红会另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植瑞能也表示，在他开展工作的宝安区和光明城，如果发现潜在捐献案例，会通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这是红会领导的指令”。

　　一例器官捐10万？

　　广州一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提供捐献者信息有价格标准，且用途不公开；深圳红会否认

　　早在2009年，孤身探索“器官捐献”的深圳红十字会，就与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开始合作。姚林回忆，当时，几乎没有医院愿意使用人死后捐献出来的器官，因为担心“质量不好”，而自己所在的医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跟深圳红会合作。

　　但到了今年5月下旬，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OPO与深圳红会的合作关系可能会中断。该院一名人士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器官协调员，转告了深圳红会的意思，以后可能不会提供捐赠者信息了。

　　而在5月11日，该院OPO的主任霍枫教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他们计划每半年或一年向深圳红十字会捐赠款项，用于器官捐献者身后贫困家庭的救助。

　　该医院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深圳红会要求医院捐钱的理由是，要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人道救助基金。

　　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捐献者在生病治疗过程中一般会产生大笔医疗费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承受起来都比较困难，甚至因病致贫。

　　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曾告诉记者，他们2004年设立了一个针对住院贫困人群的医疗救助专项资金，目前主要是从这部分资金里拿出一部分，用于器官捐献的医疗救助。

　　广州一家移植医院的OPO工作人员表示，深圳红会对于提供的捐献案例信息，有具体的价格标准，平均每一例完成器官获取的捐献为10万元。“但这笔钱具体怎么用，社会并不知情。”

　　深圳红会的两名器官协调员对记者说，他们会跟家属说明，捐献者身后丧葬费等人道救助资金不超过2万元。很多捐献者生前的医疗欠费，红会尚无专项救助基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好心人捐助。

　　由于救助资金使用不透明，医学界一些人士认为，红会持潜在供体（捐献者）资源，人为干预捐献器官流向，并有为自己牟利之嫌。

　　姚林表示，他不知道深圳红会是否牟利，但红会应公布这笔款项用途的明细。

　　昨天下午，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要求医院捐赠的数额，每一例情况都不相同，没有平均捐款10万的说法。她没有向记者透露要求捐款的具体数字。但她表示对于捐献者的医疗（欠费）救助，主要依靠移植医院的捐款。

　　她说受益最大的是移植医院，医院应该从患者的手术费等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她说合作的医院捐款不及时，“我们不得不挪用其他公共经费暂时填补”。

　　对于捐款并不公开的质疑，赵丽珍表示，对捐款的医院，红会会定期为其列一个表格，包括协调捐献了多少案例，每个案例支出了多少救助款，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经费等等。

　　但赵丽珍认为，上述捐款的具体收支情况，包括工作经费，没必要对社会公众公开。

　　对于赵丽珍的说法，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姚林说，医院目前尚未看到深圳红会对捐款具体用途的报告。他认为，若捐款用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使用明细应该做到公开可查询。

　　“收了捐款没人做事”

　　南京红会被指收取捐款但不积极宣传器官捐献；南京红会表示捐赠者少由社会环境而定

　　江苏也存在地方红会让医院认捐。业内一名医生说，一例器官捐献成功，接受器官移植医院会向地方红会捐赠5万元左右，作为捐献者身后的人道救助资金。

　　但有医生表示江苏情况和深圳不同的是，首先是医院自己去发现潜在供体，家属明确有捐赠意愿后，再通知红会来签署知情同意书等。

　　“医院自己做不了捐献，必须有红会做第三方见证和监督。”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医生邵文雨说，这是国家规定的。

　　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也有同感。不过他也表示这和机制有关。据他介绍，试点三年半，南京市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仅有一个人，还不是全职；曾经来过一个大学生，因为不可能有编制，已经离开。

　　（下转A21版）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深圳、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