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水墨30年(2)

　　1990年代 实验技法，关注当下

　　重要展览：“张力与实验”展（1994年、1995年，中国美术馆）

　　代表艺术家：刘子建、王彦萍、黄一瀚等

　　学术观点：“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也不是如何继承传统或批判发展传统，而是如何关注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人类的共同问题，如何就这些问题提供我们的文化所应提供的解决方案。”

　　——皮道坚（批评家）

　　当代水墨走过新潮涌动的十年后，第二个十年的发展被艺术批评家皮道坚归纳成“张力表现”(1990年至1996年)和“实验走势”(1996年至2000年)。在他看来，摆脱了“85新潮美术”泛观念化影响的年轻艺术家们，更愿意将水墨画当做有现代文化品位的艺术样式，用水墨性话语来直接呈现个人感受和体验，对当下社会的生存状况作出反应。”与此同时，在这十年中，艺术家对水墨现代化的追求更多地指向材质性能开发、媒介语言解构重组的实验，而不再局限于传统范围内的形式技法改良，“实验水墨”的提法也在此时出现。

　　“实验水墨”的概念最早由批评家黄专与王璜生在编辑1993年第2期《广东美术家——现代水墨专辑》时提出。尽管当时并没有就当代水墨的内涵进行十分明确的说明，但从刊物介绍的1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来看，黄专与王璜生所指的“实验水墨”泛指了一切在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新水墨创作。不过到1990年代中后期，实验水墨更多地被用来特指抽象水墨，并形成强劲的发展态势。

　　王川、李华生、阎秉会等艺术家努力把传统笔墨表现在十分抽象的结构中，但他们画面中的笔墨已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笔情墨趣”，如王川常常将八大的花鸟画局部转换成一幅幅具有新意的抽象作品。张羽、刘子建、石果等艺术家则在抽象水墨的实验中走得更远。张羽运用了喷染、拓印等新的技法；刘子建则以自己发明的硬边拼贴法与传统拓印法，对画面既有的墨色关系和空间关系予以了全新的建构；石果则喜爱将宣纸蒙在半浮雕状的实物上进行拓印。

　　另一方面，1980年代便进行现代探索的表现型水墨在这十年中也得到较大发展。1994年、1995年中国美术馆连续推出的“张力与实验”展就介绍了一大批很有成就的表现主义水墨画家。其中，李孝萱、王彦萍等将个人感受、日常经验与都市题材融为一体。在鲁虹看来，他们在坚持笔墨性的同时，都对水墨画的空间结构、造型方式等做了具有现代感的改革。

　　此外，1990年代的水墨变革较80年代更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少中青年水墨画家认为当代艺术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性，于是大众关心的文化问题以及大众易于理解的视觉叙述方式成为新一阶段的尝试。画家黄一瀚从1995年至1998年期间，将目光对准了当代中国都市中出现的“新人类”与“卡通一代”，用类似广告的绘画手法将流行的艺术明星、时尚青年与美式卡通、玩具以及麦当劳叔叔并置在一起，在题材上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当代工笔画也有很大的发展，鲁虹称，“朱伟、魏东、徐累等艺术家都在以现代意识关照传统或以中国意识关照西方现代艺术的基础上，使审美趣味更加传统的工笔画在当代获得新生。”

　　21世纪 形式混搭，多元共生

　　重要展览：“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2013年，今日美术馆）

　　代表艺术家：徐冰、谷文达等

　　学术观点：“在一个混搭的时代，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一切皆有可能，当代水墨在观念形态、媒材样式、风格语言、精神指向和文化关注点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义的、多元的不确定状态，但活跃、冲动与丰富，其间夹杂着混搭，特别是新的中国性，无疑构成了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水墨视觉呈现的关键词。”

　　——冀少峰（批评家）

　　21世纪前10年，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资本运作下，迅速在国际艺坛蹿红。这样一个市场时代让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分支的当代水墨也开始寻找特殊表达方式。

　　虽然艺术评论家的共识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水墨特征，但“混搭”和“多元共生”成为这一时期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对此，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术史论与批评教授沈揆一告诉记者，当代水墨在前二十年的发展陷入了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中，但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些争论都淡化了。当代生活逐步成为水墨关注的题材，各艺术门类的跨界混搭成为新的表现形式。

　　在今年4月2日亮相今日美术馆的“再水墨：2000－2012中国当代水墨邀请展”上，62位当代艺术家的200余件“水墨”作品，给出这一时期当代水墨发展的缩略图。

　　为什么用“再水墨”去界定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水墨？该展览策展人鲁虹指出，与1980年代中国新水墨艺术家强调“反传统”与“接轨西方”文化策略不同的是，21世纪以后，中国的当代水墨艺术家显然更强调“再传统”与“再中国化”的价值观。“不过，这里所说的再传统与再中国化，绝不是简单地重复与抄袭传统，恰恰相反，而是基于当下感受对传统的再创造、再发展。”

　　“再水墨”展中，谷文达使用水墨与动画相结合创作的装置作品《谷氏简词——水墨与动画第二系列之蛇年》便是最好的证明。鲁虹称，通过这些水墨装置、水墨影像，可以看出新世纪以来，水墨这一概念的内涵不仅从“水墨画”走向了“水墨艺术”，还从二维走向了三维。

　　事实上，更为注重与各类新兴艺术的结合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水墨的特色，沈揆一告诉记者，当下水墨创作拓展至各种领域，包括用照片、录像、数码、装置等各种形式去呈现出水墨性语言。

　　对此，鲁虹也指出，新世纪以来，架上的当代水墨正在不断完成自身的转换与延续，与此同时，非架上的当代水墨，在新艺术方法论的带动下发展得更为惹人关注。像徐冰、谷文达、邱黯雄、王天德、张羽等人将传统观念、西方观念；传统资源、西方资源；传统媒材、当代媒材；传统手法、西方手法融为一体，为新水墨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 延伸话题

　　当代水墨对话世界？

　　1980年代开始，西方二十世纪以来丰富的艺术流派让中国艺术家看到了艺术的多样性。歌德学院中国区原院长阿克曼表示，全球各地的当代艺术基本上都有参照西方模板创造的本土化拷贝品。

　　在阿克曼眼里，西方现代艺术“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唯有一种艺术形式可以与之公平对话，那就是中国当代水墨。“中国艺术在‘85新潮’后有一条简单的先锋出路，就是直接模仿西方观念和形式，从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不管懂不懂都照搬过来。但水墨艺术不一样，笔墨纸这些材质决定了不能直接套用西方形式。”

　　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策划总监李安琪。她告诉记者，水墨不仅是一种表达艺术的媒介，也是中国文化身份的象征和载体，“水墨渗透着我们的传统习俗、哲学、信仰、日常生活，让我们与过去对话，将现在投射到未来，它也让我们打破语言隔膜与世界沟通。”

　　尽管中国当代水墨一直与其他当代艺术门类共同生长，但在国际舞台上却是缺席的。“中国之外的世界理解水墨还很难，而油画则是西方世界熟悉的，那些油画、装置等门类的中国当代艺术自然更容易进入国际视野，”沈揆一告诉记者。

　　对此，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也认为，当代水墨与西方世界对话难度还是挺大的，“与西方平等对话需要不断有艺术家有好的作品出现，确立个人或水墨艺术相对完整的面貌，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有很独特的形象。这方面我们现在还不够。”

　　不过，情况或许也会悄悄转变。随着国际上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加深，沈揆一认为西方世界也在逐渐对中国的当代水墨产生兴趣。而随着国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入，当代水墨或许能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标志，肩负与世界进行对话交流的使命。

　　明清，山水、花鸟、竹石写意水墨画渐成主流，代表画家有徐渭、陈淳、“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僧”、“四王”、“扬州八怪”（金农、黄慎、郑板桥等）。

　　20世纪，早期社会动荡，水墨画由文人画转向现实主义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造中国画”成为共同探讨命题。代表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