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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

家属担心隐患、无力监护致部分康复精神病人无法出院;海淀一精神病院内,无法回家的患者约占全院患者40%;专家建议多建社区康复机构助患者出院

2013年07月12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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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张小令正在给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医生说,经过康复治疗,目前他的病情已经好转,临床表现基本符合出院标准。
6月26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张小令参加完围棋比赛后,躺在床上看书。
6月25日,安定医院。67岁的老姚1988年入院,常年没人看他。他没有多少自己的物品,捡到的饮料瓶子成了宝贝。
6月25日,安定医院。午饭时间,一名病人吃完饭守在窗口往外看。

  ■ 关注焦点

  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仍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而无法出院回家。仅在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经评估可以出院的患者达150人至160人,但其中约五分之四的人被留在精神病院里,占到全院患者数量约40%。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医疗资源被占用,更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无法入院。

  记者调查了解到,导致这部分患者无法出院的原因,包括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为由,表示没有监护能力。

  业内人士称,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的投入,通过社区康复训练,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肇事肇祸率,才能促进家属把患者接回家。

  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张小令已能专心地参与平绣康复,绣出的图案很细腻。6月26日,在和记者见面的当天,还报名了院里的围棋比赛。

  他是名重症精神病患者,曾在家中砍死自己的女友。经过治疗,他的自制力已经恢复,没有了当初的幻觉和妄想症状。半个月前,医院请专家为他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医生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

  张小婷,张小令的妹妹。她表示,她和她的家人都不愿意张小令回家,“如果他真的出院,我就选择离开北京。我承担不起,只能逃。”

  因家人不接收而无法回家的病人不只张小令。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约有120名重症精神病患者,已被评估可以出院,但由于家属因无力监护及担心隐患而不愿接受,他们一直被留在医院。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介绍,类似情况的精神病人很普遍,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均有不少原本该出院的重症精神病人,被滞留在医院。

  病情在好转

  张小令坐在椅子上,盯着手指,一根根地数。

  “1月10日转到这里,2月10日、3月10日、4月10日、5月10日、6月10日,这就是5个多月,再加上之前在那家医院住了7个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

  他49岁,头发花白,说话语气像五六岁的孩子在向大人撒娇。这被专家认为是种病症,“做作,不中肯”。

  张小令的病情在好转。

  刚入院时,他住在紧挨护士站左边的病房,那是安排给刚住进来或病症最重的人,病房外有医护人员专岗,便于观察病情,右手边的病房次之。现在,他已在距离护士站倒数第二远的病房住了2个多月。医生李阳说,“病情越稳定,离护士站越远。”

  住院6个月来,每个月张小令都会写信给医生。在信里,他说,想好好表现参加更多的康复活动。康复好了就能下园,在园中表现好就能回家。

  “下园”是医院为康复较好的患者提供的院外“社区居住康复站”。很早之前,院方就在为张小令安排“下园”康复。

  对于这个安排,妹妹张小婷坦言已知情,并且同意。“只要他不回家就行。”

  张家有两子一女,张小令是长子,1964年出生,张小婷是幺女,两人相差11岁。

  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张小婷儿时的记忆中,大哥性情异于常人,“很内向,自私,脾气很躁。”

  1993年春天,因为有人和张小令聊起与“文革”相关的话题,张小令从自己的住处跑回父母家。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小婷依稀记得,哥哥向父母絮叨着有人要害他,他不能回家。

  随后几天,张小令开始说胡话。当年4月,张小令被母亲送进精神病院,直至10月出院。张小婷说,听母亲提起,那一次,大哥是自己逃出精神病院的。但由于当时表现比较正常,家人没再将他送回去。

  命案的阴影

  但这一次,住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后,家人拒绝再让张小令回家。

  张小婷说,只要哥哥能呆在医院,家里愿尽最大的能力负担他养老,“如果他没有杀过人,家里的态度或许不会这么坚决。”

  2000年,张小婷接到警方通知,哥哥杀了自己的女友。而就在事发三天前,张小令将女友第一次领回家,他还向家人宣布,两人打算结婚。

  致使张小令做出这些举动的,是当天早晨突然出现的意识,让他感到自己必须死,让灵魂轮回。可他担心生性内向的女友会被人欺负,便将她伤害,两人一起轮回。

  投案后,张小令经司法鉴定为事发时具有行为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哥哥服刑的12年,在张小婷看来,是她过得最踏实的12年,“不用担心他会出事。”

  这期间,她结了婚,有了孩子。二哥在国外定居,也有事业、组了家庭,做了父亲。除去每年去监狱探望张小令,平日里,家人间并不常提起他。

  因狱中表现良好,张小令被减刑三年。2012年5月,他出狱。

  在恢复自由的第20天,张小令又一次“爆发”了。

  去年5月22日早上,张小令用拳头将镜子砸碎。张小婷带着手受伤的哥哥去医院,刚出家门,张小令就在地上翻跟头。最后,警察将张小令送进了回龙观医院,医院电梯门关闭的瞬间,张小令的号叫让妹妹彻底绝望了。

  事后,张小令说,“当时我在地上翻跟头,想跟妈妈证明,我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身体很好,不用去医院。”

  康复与躲避

  住进回龙观医院后,母亲只看过他一次,此后再没去过,“她说看见哥哥,除了伤心,再没有别的感觉。”张小婷说。

  去年9月10日,母亲托女儿给张小令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今年1月,张小令被送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

  李阳说,张小令进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前,已经过系统的治疗,幻觉和妄想等症状不太多了,在该院更多的是接受生活技能和社交方面的训练。

  李阳说,张小令刚入院时,对疾病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社会功能也有些欠缺,即使简单的交流也不流畅,说话时有些局促和紧张,有时容易跑题。刚进来时张小令会有些封闭,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屋里看书看报纸。

  “他这种表现也不能算是一种病态,毕竟刚进来,对我们也不是很熟悉。”

   李阳说,经过在病区里一个多月的工娱治疗,加上医务人员所表现出的诚意和友善,让张小令慢慢放松下来,并且会主动要求参加院里的康复活动,也会主动向医务人员诉说,对疾病的认识也加强了。

  半个月前,医院为张小令做了一次风险评估。评估主要是交谈问话的方式。评估发现,张小令可以说出既往的行为是受症状支配,目前不再有冲动的想法,只是回答问题时有些情绪不是发自内心的,话语中还有隐藏和不中肯的成分,有些想法没有暴露出来。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表示,张小令目前情况稳定,临床表现基本符合出院标准。毕竟张小令既往有过肇事行为,院方也想把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让他再参加一些院内的康复,再观察一段时间。

  但这一次,张小婷和母亲都不愿接受张小令回家。

  回家的本能

  被拒绝回家的不止张小令,本可出院的于佳也无法回家。

  23岁的于佳是海淀精神卫生防治所的一名患者,2011年第一批进入社区居住型康复园康复。园区护士长白静介绍,于佳和父亲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父母已经离异,大姑成为了她的监护人。

  白静说,于佳13岁左右时第一次发病,这些年病情出现过反复。入园前,她已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住了一年多。刚入园时,于佳像大多数长期住院的患者一样,社会功能减退,“她对自己的外形没要求,邋里邋遢,表现也很被动。”此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她做饭,洗衣服,她还学习超市收银、计算,如今,于佳已经成了园里的“大厨”,经常要求负责园里患者和工作人员的伙食。在超市结账时,不用计算器也能算得又快又准。

  按院方的评估,于佳已符合出院标准,但因大姑没有监护能力,于佳只能留在康复园。

  去年的一天,于佳以去超市为由离开园区,直到当天接到于佳大姑的电话,康复园才知道她“逃”回了家。

  “她本意是想家,并不是因为发病才逃的。”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康复部副主任龚建民说,病人好不容易走出去,再被送回来,对患者的信心是个打击。医院和于佳的大姑沟通后,最终达成一致,每两个星期于佳可以回家住两天。

  李阳说,即使对于病情很重的病人,“我想回家”这类的想法很多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说这些话是出于本意,并不是在症状支配下做出的举动。

  家属两难

  更多的人则完全被留在在医院里。

  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说,全院300多个病人中,有150至160人符合出院标准,但其中约120名患者因受到家人的排斥而无法出院,“这其中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剩下的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表示没有监护能力。”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介绍,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符合出院标准却因家属不接收而无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在北京还有很多。以安定医院为例,经统计有近100名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已经被迫留在医院多年,回龙观医院里的患者更几乎都是此类情况。

  王诚说,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这类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虽然在社会适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情感交流和生活、工作能力上仍有不同,但均是病情稳定,有正常思维、可以在院外生活的人。医务人员仍像照顾其他患者一样照顾他们,除了日常服药,还会带他们参与康复活动,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减少残疾程度。

  “他们心底里,想要出院的愿望是不会变的。”王诚说,几乎所有患者在家属解释了家中的困境后,能够理解家人,为家人的困境担忧,也担心自己出院以后无处可去,所以无奈地认可了现在的处境,“这也是他们能长期平静地住在院里的心理基础。”

  但是,这一现象也造成精神病院的医疗资源被严重占用,“患者出不去,床位空不出,新的患者就进不来。”王诚说,《精神卫生法》实施前,院方曾召集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家属开会。当自己谈到法条中要求“尊重病人的权利,病人符合出院标准后可以自愿出院”时,四五个家属站起来说,“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家属”、“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我很理解家人的反应。”王诚说,患者给家属带来的长期并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耐心几乎耗尽,医院也担心,如果病人不在医院,遇到了困难谁能解决,“比如张小令,出院后家人能否提供有效的照顾,院方、家人和社会都会担心。”

  孱弱的社区康复

  为缓解这样的情况,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尝试通过社区居住型康复模式,帮助患者走出医院,并通过康复项目,恢复社会功能,最终回归家庭。王诚说,这些入园的患者已经有不少通过康复,能够自理生活回到社会,“而且数量逐渐增多。”

  但这种尝试也遭到部分家属的反对。王诚说,这部分家属认为,患者“下园”处于半自由的状态,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出了事,谁来承担责任?

  为此,2010年起,医院开始动员家属,希望他们同意患者入园,“为改变家属的观念,我们一个一个动员,带他们去园里参观,或劝他们让患者去园里体验。”王诚说,现在运营的康复园容纳的40多名患者,每一个都是经过反复动员才同意的,更多的患者家属仍未同意。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郭红利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的精防科,承担精神疾病患者回到社区后的康复和医疗,医生通过定期访视,指导病人吃药、复查,降低患者的复发率,但由于精防资源的紧缺,很多情况下,社区管不过来。“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管理的投入,多建康复站及康复机构。”

  6月25日,医院康复活动区,张小令对着台灯,在蓝色粗布上一针一线绣着平绣。他拿出一个绣好的平绣给李阳看,“李主任,你看,我绣得不错吧。”

  蓝布上的图案是一对鸳鸯,线条紧密细腻,和样图几乎没有差别,“我现在可以很专心地做完手工,我也是康复组里做得最好的一个。”

  6月26日,记者再次见到张小令时,他刚参加完院里组织的围棋比赛,“我喜欢围棋,它变幻莫测,很有意思。”

  张小令说,如果有一天能出院,想教小朋友学英语。

  当问到他英语怎么样时,张小令说,“Just so so.”然后指着记者手中的笔和黑色封皮的本子说,“这个是Pen,这个是Black book。”随后又指着记者的相机,“这个是photo。”随后立即意识到说错了,“不对,photo是照片,相机是camera。”

  除了做老师,张小令还想做一名厨师,“我特别喜欢做菜,拿手菜有鱼香肉丝,红烧肉。”

  (应家属要求 文中患者及家属均为化名)

  A28—A29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卢漫

  A28—A29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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