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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

4成急需住院病人受阻;床位缺口大,周转慢,病人难走出复发“旋转门”;专家建议建立完整防治、康复体系

2013年07月1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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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安定医院。探视时间,一名病人正对着镜子刮胡子。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6月25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病人排队打饭。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6月25日,安定医院。探视时间将至,病人隔着窗户张望。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2011年10月,回龙观医院精神病康复者参加做月饼比赛。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 关注焦点

  “一床难求”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全国的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58张,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病床的缺口也达6千张。

  医疗资源的不足,导致许多需要住院的精神患者“堵塞”在病房之外。与此同时,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旋转门”。

  北京针对此问题将出台文件,多个部门联动,理顺精神病人预防、收治、诊疗、康复、重返社会整个链条。

  “没有床。”北医六院的门诊医生干脆利落地回答。

  一次打开家里的煤气,一次试图跳楼。一个月之内,26岁的袁硕(化名)已经自杀过两次了。

  今年一开春,父母陪他从太原来到北医六院,被医生告知需住院治疗,但医院却暂时没床位,父母期盼的神情立刻黯淡。揣着几盒药,火车又将袁硕一家带回太原。

  这是在北京精神病专科门诊医院常见的一幕。在患者的家属为病床不足烦恼时,医院病房的医护人员们则为病床“过多”而压力重重。

  “超载”的精神病院

  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床缺口约6000张,但却因病人空间需求,难以大幅度“加床”

  越过回龙观医院七病区一道上锁的大铁门,午餐结束时间,一名护士打开“重症室”的门,10位病人鱼贯而入。他们的床靠得很近,互相一伸手便能够着——因为加床,原本“标配”8人的重症病房挤了10张病。

  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和北医六院,是北京目前三大精神专科医院。其中,回龙观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的。

  但即便如此,回龙观医院仍“病”满为患。副院长王绍礼说,医院现开放的床位有1369张。通过加床,截至7月5日实有病人数为1387名,床位使用率达到107%。

  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数据,北京已有15万重症精神病患,急需住院的病人约1.5万人。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病床的缺口约6千。精神科床位数每万人超过4张。

  全国的比例更为悬殊。2012年数据显示,中国已有1亿多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重症约1600万人,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58张。

  王绍礼介绍,在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中,大多是“躁狂”病患。

  9年前,陈红梅来到回龙观医院。她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有患者会在输液时拔下针头扎向护士。“这样的病人如果不住进医院,家人是难以控制的。”陈红梅说。

  “但床位不可能无限加下去。”王绍礼说。精神科病房对于“超载”的容许度很低,不可能像其他科室一样,遇到急症就临时加一张床。

  王绍礼担心安全问题。如果精神科病区人口密度过大,病人肢体接触增多,易使病人兴奋冲动、暴躁易怒,可能发生吵架甚至打架。

  拥有800张床位的安定医院、240张床位的北医六院,也同样面临床位紧张、“供不应求”的问题。即便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充足,面对约6000名排队等住院的病人,各医院都“压力山大”。

  精神疾病的发病规律,也导致患者容易“扎堆”。王绍礼介绍,在精神疾患易于发作的春秋、秋冬之际,几大精神科医院患者均“爆满”,住院常常要等候数周,乃至月余;而春节过后则是“酒依赖”病房最忙碌的时候。

  周转不出的病床

  精神科病人住院时间多达两个月,加之老年病人等长期占用床位,令床位周转慢

  7月5日中午,陈红梅趴在餐厅方形玻璃后,悄悄观察病人们进餐的情况。

  她发现50多岁的女患者孟林(化名)吃完了一整份饭,这意味着病情的好转。因抑郁症引发食欲下降,此前孟林每天都吃不下饭。

  陈红梅已经持续观察孟林一周多了。和其他普通科室比起来,精神科病人普遍住院时间更长。这意味着,一张精神科床位的周转率远远低于其他科室的床位,“压床”现象十分严重。

  “对于精神疾病,药力生效至少要一周到两周。”陈红梅说,即便药力生效,医生还需要每天观察病人变化,及时调整用药,以开始新一轮观察。

  经过一轮轮的观察、治疗、药物生效后再观察、再调整、再观察,一名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最快也需一两个月。

  重症病人的治疗时间更难以预计。目前,回龙观医院少数病人住院时间已达到了5年以上。王绍礼坦言,在过去治疗水平不高,以“看管式”为主的精神病院,有病人一住就是二三十年,最长的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年。

  此外,由于精神病人检查、开药较少,服药还可走医保报销,住院费用会远比其他疾病住院费用低廉。这使得很多家属“放心”地将病人留在医院里。

  “不少病人该出院而没出院,因为没家属来接。”陈红梅医治过一位男病人,时常冲动、伤人,家人对他心存顾虑。病人病情稳定后,陈红梅多次找到家人,希望能接他出院,但家人不愿意。“家里房子小,也没人照顾他。”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也常年占据部分病床。曾经在专科精神病医院做过多年护士的小月说,阿兹海默症病无法治愈,因此老人住进医院就不再离开。“直到死亡,才能腾出病床。”

  难走出的“旋转门”

  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再住院,病情恶化循环;北京市拟出台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方案解决此问题

  出院仅一个月,邱洋(化名)又来到了回龙观医院。这个40岁的男人表面一切正常,唯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怕狗”。一想到街上有狗,就怕得不敢出门。最后,他主动躲到了精神病院。

  邱洋花了3年时间来治疗恐惧。今年6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医院大门。然而,仅一个月后,医院的大门再次被他推开。“大夫,我想回来,我还是怕狗。”

  邱洋陷入了出院后病情复发再度住院的怪圈,这在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中非常普遍,该现象被业内称为“旋转门”。这令本就匮乏的精神卫生资源雪上加霜。

  精神疾病的复发率非常高,“根治”很困难。一名综合医院的医生介绍,精神科大夫治好一个病人太困难,“没有成就感”。

  陈红梅分析,“旋转门”现象的成因首先是疾病本身的特性,大多数双向情感障碍的病患,即便是出院,也需要服药、定期看门诊复查、调药,以避免病情复发或恶化。

  但她发现,许多出院的病人都“失约”了她的门诊。“这是基于一种病耻感。”她说,由于病人们迫切期待自己“正常”,出院后不愿再复查,还会自行减药、停药,造成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住院。

  复发的病人病程将大大延长,从而走向恶性循环。很多复发的病人再治愈,都会经过长达3至5年的周期。“要是第三次发作,恐怕有些患者就要领残疾证了。”

  一位卫生行政部门人士指出,精神病人出院后康复体系不健全,也是令其反复住院,难以走出“旋转门”的原因之一。

  以北京为例,虽然重症精神病人可免费服药,但病人出院后到小医院或其他机构进行生活、技能的康复费用,并未纳入医保。很多病人出院后直接回家,虽然病情已稳定,但短时期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从而无法巩固康复成果。

  建不起的精神科病房

  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有利于分流专科医院压力和患者康复,但高投入低效益令病房建设踟蹰不前

  “精神卫生不只是精神病院的事。”早在2004年,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即表态称,综合医院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

  原卫生部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集意见稿也指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精神科门诊。北京、江苏、河北等多个省份的卫生“十二五”规划中,都写入了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的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北京多家大医院如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及部分二级、区县医院也开设了精神、心理科室,“分流”了精神病患的就诊压力。

  方敏(化名)是一家三甲医院精神科门诊的医师,他每天出诊半天,要看20到30个病人,“紧张,节奏很快”。病人中,有抑郁情绪的最多,另外就是精神分裂症,也有些是遭了打击和变故,短时期心理出现了问题。

  但方敏所在医院只有精神科门诊,未设立病床。方敏说,遇到较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或进一步观察的病人,他无能为力,只得再“推”到前述三家精神专科医院。

  和方敏所在的医院类似,综合类大医院只开设了门诊。王绍礼也称,对于重症精神病患,目前还是更多靠三大精神专科医院接收。

  患抑郁症的范女士说,她更希望有问题在综合医院解决。“专科医院精神病人集中,会受到不好的暗示。”

  范女士曾在几家二三级医院看过门诊,“但只能开些药物。如果有病床,病人有条件留院观察,医护人员对病人的诊疗也能更加负责。”

  业内人士指出,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病房,一方面能够分流“拥挤”的专科医院压力;另外,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对于伴随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的诊治更加有利。

  但“综合医院对于设立精神科病房的兴趣不大”。该人士说,比起门诊,设立精神科病房成本要大得多,需要更多医护人员投入。精神科病人住院周期长,周转慢,单张床位收益回报率低,医院设立精神科病床“投入产出比”不理想。

  记者了解到,对于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病房,不论是国家还是各省市层面都没有硬性指标规定。原卫生部截至2015年的规划中也只表示“有条件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可以设立精神科病房”。

  这意味着,“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短时间内仍只是美好愿景。”上述人士表示。

  医疗资源配置待优化

  卫生行政部门人士认为,解决精神病救治问题,需建立完整的预防治疗、康复体系

  即便综合医院将来能建立病房,增加床位,也不足以疏通精神疾病患者就医、康复的渠道。一名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说。

  “整体而言,国家对于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服务是‘欠账’的。”他指出,光靠床位数增加远远不够,更重要是优化现有医疗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完整的预防、治疗、康复体系,并以立法固定下来。

  “之所以将精神卫生上升到立法层面上,是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这位负责人表示,精神疾病除了医学属性之外,还牵涉到社会公共安全、法律、人文关怀、伦理观念等多个层面。

  正因如此,中国现行精神病收治体系也较为复杂,分属不同系统。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才能够理顺精神病人预防、收治、诊疗、康复、重返社会的一整个链条。

  另一业内人士建议,除了部门之间联动之外,地域之间也应建立联动机制。据其表示,北京市政府目前指定的收治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华一医院精神病区长期人满为患,政府对这些患者补贴的医疗、生活费用投入也非常大,但很多流浪人员找不到原籍。

  他建议,全国应建立统一的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制度。对于外来精神病患者来到北京,也可及时掌握其信息、病情等。

  前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精神病治疗体系优化方向,他认为这是“解决之道”。

  在此体系中,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应当“分工”:其中,精神病专科医院、大医院精神科主要负责急重症诊治;患者病情稳定,具备出院条件后,可先到二级医院进行一段时期的“缓冲”,避免直接从医院到社会的“硬着陆”;最后回到社区。

  目前,北京16区县已整合部分小医院,成立区县级精神卫生保健院。该负责人称,这些保健院将能提供精神病人恢复期生活、职业、社交技能的康复,帮助他们再造社会功能。

  □新京报记者 温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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