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精神科病床缺口达6000张

　　■ 关注焦点

　　“一床难求”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全国的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58张，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北京，病床的缺口也达6千张。

　　医疗资源的不足，导致许多需要住院的精神患者“堵塞”在病房之外。与此同时，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又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旋转门”。

　　北京针对此问题将出台文件，多个部门联动，理顺精神病人预防、收治、诊疗、康复、重返社会整个链条。

　　“没有床。”北医六院的门诊医生干脆利落地回答。

　　一次打开家里的煤气，一次试图跳楼。一个月之内，26岁的袁硕（化名）已经自杀过两次了。

　　今年一开春，父母陪他从太原来到北医六院，被医生告知需住院治疗，但医院却暂时没床位，父母期盼的神情立刻黯淡。揣着几盒药，火车又将袁硕一家带回太原。

　　这是在北京精神病专科门诊医院常见的一幕。在患者的家属为病床不足烦恼时，医院病房的医护人员们则为病床“过多”而压力重重。

　　“超载”的精神病院

　　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床缺口约6000张，但却因病人空间需求，难以大幅度“加床”

　　越过回龙观医院七病区一道上锁的大铁门，午餐结束时间，一名护士打开“重症室”的门，10位病人鱼贯而入。他们的床靠得很近，互相一伸手便能够着——因为加床，原本“标配”8人的重症病房挤了10张病。

　　安定医院、回龙观医院和北医六院，是北京目前三大精神专科医院。其中，回龙观医院是床位数最多的。

　　但即便如此，回龙观医院仍“病”满为患。副院长王绍礼说，医院现开放的床位有1369张。通过加床，截至7月5日实有病人数为1387名，床位使用率达到107%。

　　据北京市卫生局今年5月数据，北京已有15万重症精神病患，急需住院的病人约1.5万人。北京精神科开放病床约9000张，病床的缺口约6千。精神科床位数每万人超过4张。

　　全国的比例更为悬殊。2012年数据显示，中国已有1亿多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重症约1600万人，精神科床位数是每万人1.58张。

　　王绍礼介绍，在所有重症精神病患者中，大多是“躁狂”病患。

　　9年前，陈红梅来到回龙观医院。她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有患者会在输液时拔下针头扎向护士。“这样的病人如果不住进医院，家人是难以控制的。”陈红梅说。

　　“但床位不可能无限加下去。”王绍礼说。精神科病房对于“超载”的容许度很低，不可能像其他科室一样，遇到急症就临时加一张床。

　　王绍礼担心安全问题。如果精神科病区人口密度过大，病人肢体接触增多，易使病人兴奋冲动、暴躁易怒，可能发生吵架甚至打架。

　　拥有800张床位的安定医院、240张床位的北医六院，也同样面临床位紧张、“供不应求”的问题。即便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充足，面对约6000名排队等住院的病人，各医院都“压力山大”。

　　精神疾病的发病规律，也导致患者容易“扎堆”。王绍礼介绍，在精神疾患易于发作的春秋、秋冬之际，几大精神科医院患者均“爆满”，住院常常要等候数周，乃至月余；而春节过后则是“酒依赖”病房最忙碌的时候。

　　周转不出的病床

　　精神科病人住院时间多达两个月，加之老年病人等长期占用床位，令床位周转慢

　　7月5日中午，陈红梅趴在餐厅方形玻璃后，悄悄观察病人们进餐的情况。

　　她发现50多岁的女患者孟林（化名）吃完了一整份饭，这意味着病情的好转。因抑郁症引发食欲下降，此前孟林每天都吃不下饭。

　　陈红梅已经持续观察孟林一周多了。和其他普通科室比起来，精神科病人普遍住院时间更长。这意味着，一张精神科床位的周转率远远低于其他科室的床位，“压床”现象十分严重。

　　“对于精神疾病，药力生效至少要一周到两周。”陈红梅说，即便药力生效，医生还需要每天观察病人变化，及时调整用药，以开始新一轮观察。

　　经过一轮轮的观察、治疗、药物生效后再观察、再调整、再观察，一名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到出院，最快也需一两个月。

　　重症病人的治疗时间更难以预计。目前，回龙观医院少数病人住院时间已达到了5年以上。王绍礼坦言，在过去治疗水平不高，以“看管式”为主的精神病院，有病人一住就是二三十年，最长的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年。

　　此外，由于精神病人检查、开药较少，服药还可走医保报销，住院费用会远比其他疾病住院费用低廉。这使得很多家属“放心”地将病人留在医院里。

　　“不少病人该出院而没出院，因为没家属来接。”陈红梅医治过一位男病人，时常冲动、伤人，家人对他心存顾虑。病人病情稳定后，陈红梅多次找到家人，希望能接他出院，但家人不愿意。“家里房子小，也没人照顾他。”

　　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年人也常年占据部分病床。曾经在专科精神病医院做过多年护士的小月说，阿兹海默症病无法治愈，因此老人住进医院就不再离开。“直到死亡，才能腾出病床。”

　　难走出的“旋转门”

　　患者出院后的复发再住院，病情恶化循环；北京市拟出台社区康复服务、管理方案解决此问题

　　出院仅一个月，邱洋（化名）又来到了回龙观医院。这个40岁的男人表面一切正常，唯一过不去的坎儿就是“怕狗”。一想到街上有狗，就怕得不敢出门。最后，他主动躲到了精神病院。

　　邱洋花了3年时间来治疗恐惧。今年6月他终于鼓起勇气走出医院大门。然而，仅一个月后，医院的大门再次被他推开。“大夫，我想回来，我还是怕狗。”

　　邱洋陷入了出院后病情复发再度住院的怪圈，这在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中非常普遍，该现象被业内称为“旋转门”。这令本就匮乏的精神卫生资源雪上加霜。

　　精神疾病的复发率非常高，“根治”很困难。一名综合医院的医生介绍，精神科大夫治好一个病人太困难，“没有成就感”。

　　陈红梅分析，“旋转门”现象的成因首先是疾病本身的特性，大多数双向情感障碍的病患，即便是出院，也需要服药、定期看门诊复查、调药，以避免病情复发或恶化。

　　但她发现，许多出院的病人都“失约”了她的门诊。“这是基于一种病耻感。”她说，由于病人们迫切期待自己“正常”，出院后不愿再复查，还会自行减药、停药，造成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住院。

　　复发的病人病程将大大延长，从而走向恶性循环。很多复发的病人再治愈，都会经过长达3至5年的周期。“要是第三次发作，恐怕有些患者就要领残疾证了。”

　　一位卫生行政部门人士指出，精神病人出院后康复体系不健全，也是令其反复住院，难以走出“旋转门”的原因之一。

　　以北京为例，虽然重症精神病人可免费服药，但病人出院后到小医院或其他机构进行生活、技能的康复费用，并未纳入医保。很多病人出院后直接回家，虽然病情已稳定，但短时期难以适应社会生活，从而无法巩固康复成果。

　　建不起的精神科病房

　　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有利于分流专科医院压力和患者康复，但高投入低效益令病房建设踟蹰不前

　　“精神卫生不只是精神病院的事。”早在2004年，时任原卫生部副部长的朱庆生即表态称，综合医院应当开设精神科门诊。

　　原卫生部发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征集意见稿也指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应当设立精神科门诊。北京、江苏、河北等多个省份的卫生“十二五”规划中，都写入了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的相关内容。

　　截至目前，北京多家大医院如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及部分二级、区县医院也开设了精神、心理科室，“分流”了精神病患的就诊压力。

　　方敏（化名）是一家三甲医院精神科门诊的医师，他每天出诊半天，要看20到30个病人，“紧张，节奏很快”。病人中，有抑郁情绪的最多，另外就是精神分裂症，也有些是遭了打击和变故，短时期心理出现了问题。

　　但方敏所在医院只有精神科门诊，未设立病床。方敏说，遇到较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或进一步观察的病人，他无能为力，只得再“推”到前述三家精神专科医院。

　　和方敏所在的医院类似，综合类大医院只开设了门诊。王绍礼也称，对于重症精神病患，目前还是更多靠三大精神专科医院接收。

　　患抑郁症的范女士说，她更希望有问题在综合医院解决。“专科医院精神病人集中，会受到不好的暗示。”

　　范女士曾在几家二三级医院看过门诊，“但只能开些药物。如果有病床，病人有条件留院观察，医护人员对病人的诊疗也能更加负责。”

　　业内人士指出，综合医院设置精神科病房，一方面能够分流“拥挤”的专科医院压力；另外，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对于伴随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的诊治更加有利。

　　但“综合医院对于设立精神科病房的兴趣不大”。该人士说，比起门诊，设立精神科病房成本要大得多，需要更多医护人员投入。精神科病人住院周期长，周转慢，单张床位收益回报率低，医院设立精神科病床“投入产出比”不理想。

　　记者了解到，对于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病房，不论是国家还是各省市层面都没有硬性指标规定。原卫生部截至2015年的规划中也只表示“有条件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可以设立精神科病房”。

　　这意味着，“综合医院设精神科病房，短时间内仍只是美好愿景。”上述人士表示。

　　医疗资源配置待优化

　　卫生行政部门人士认为，解决精神病救治问题，需建立完整的预防治疗、康复体系

　　即便综合医院将来能建立病房，增加床位，也不足以疏通精神疾病患者就医、康复的渠道。一名北京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说。

　　“整体而言，国家对于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服务是‘欠账’的。”他指出，光靠床位数增加远远不够，更重要是优化现有医疗资源配置格局，建立完整的预防、治疗、康复体系，并以立法固定下来。

　　“之所以将精神卫生上升到立法层面上，是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这位负责人表示，精神疾病除了医学属性之外，还牵涉到社会公共安全、法律、人文关怀、伦理观念等多个层面。

　　正因如此，中国现行精神病收治体系也较为复杂，分属不同系统。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才能够理顺精神病人预防、收治、诊疗、康复、重返社会的一整个链条。

　　另一业内人士建议，除了部门之间联动之外，地域之间也应建立联动机制。据其表示，北京市政府目前指定的收治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院——华一医院精神病区长期人满为患，政府对这些患者补贴的医疗、生活费用投入也非常大，但很多流浪人员找不到原籍。

　　他建议，全国应建立统一的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制度。对于外来精神病患者来到北京，也可及时掌握其信息、病情等。

　　前述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精神病治疗体系优化方向，他认为这是“解决之道”。

　　在此体系中，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应当“分工”：其中，精神病专科医院、大医院精神科主要负责急重症诊治；患者病情稳定，具备出院条件后，可先到二级医院进行一段时期的“缓冲”，避免直接从医院到社会的“硬着陆”；最后回到社区。

　　目前，北京16区县已整合部分小医院，成立区县级精神卫生保健院。该负责人称，这些保健院将能提供精神病人恢复期生活、职业、社交技能的康复，帮助他们再造社会功能。

　　□新京报记者 温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