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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3的县没有精神科医生”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俊称,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体系未建立,医保设计不合理

2013年07月19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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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俊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

曾经,媒体铺天盖地的只关注“被精神病人”的权益问题,但大量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没人关注。《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最弱势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帮助他(她)们,保护他(她)们。

——严俊

  ■ 对话动机

  7月11日起,本报推出“关注重症精神病人”连续报道,调查显示,重症患者或被困锁于家中,或被“遗弃”于医院;全国不足23万张精神科床位、只有2万名精神科医生,要面对超过1600万患者;社区康复项目面临没钱、没人、没场地的三无境地;而面对紧张的床位,社区康复的缺位和社会关怀的缺失,又让精神病患者难以出院,造成恶性循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这一群体做了哪些努力,又将有哪些惠民政策出台,怎样能让康复重地——社区良性运转起来,从规章制度上又该怎样切实地有法可依?新京报记者对话国家相关官员、医学专家和法律人士。

  群体总数

  总数统计尚停留在20年前

  新京报:根据流行病学数据估算,目前全国重性精神病患者大约有多少人?

  严俊:截至目前,我国做过两次全国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第一次是在1982年,第二次也就是最近一次是1993年,这次调查侧重于重性精神疾病。根据这次调查推算,全国约有重性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

  新京报:现在距1993年已20年,是否考虑重新调查?

  严俊:是在筹备一次新的全国性调查,现在刚刚开始现场工作,回收数据、分析,整个过程大概还需要1年。

  新京报:这是个很庞大的群体,调查显示,我国的精神科病床严重不足,导致该收治的障碍患者住不上院。

  严俊:确实,2008年,全国精神科病床的平均使用率是90.9%;到今年1至4月,使用率已达到102.3%。压床严重的,主要是县级和部分收治慢性病人为主的精神专科医院。这些医院里,很多病人住院时间长达一二十年,医院就像是家了。

  出院难

  患者滞留医院日趋严重

  新京报: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重症病人可以出院?

  严俊:根据《精神卫生法》,除几种特殊情况外,精神障碍患者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自愿住院治疗的病人可以随时要求出院。

  一般来说,重性精神病患度过急性期,病情稳定后,就可以出院,居家治疗和康复。也有一些功能丧失严重的病人,需要到县级或县级以下的精神病院继续接受慢性住院治疗和康复。

  新京报:最近广西42名精神病人从医院出逃的事件你听说了吗?有人士指出事件凸显了精神障碍患者出院难的现状。

  严俊:听说了,原来我们估计,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大量的精神病人会要求回家,但从目前来看,还没有显现这种趋势。病人想回家,与他们真正能够回到家之间,还有较大距离。尤其是在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区,滞留现象反而更严重。

  新京报:导致患者出院难的原因是什么?

  严俊:原因之一是对重性精神病的医保设计不合理,重治疗、轻康复;重住院,轻门诊。目前,新农合和居民医保对重性精神病的门诊花费保障到位的地方不多。很多贫困的重性精神病人,出院后没钱服药,还不如住院。

  原因之二,家庭监护能力不够,或监护人不愿承担照料责任;出院难之三,周围的社会环境不接受,特别是对那些过去有过伤人行为的病人,一些人仍对病人存害怕、歧视、排斥心态。

  医疗保障

  社区康复基本未覆盖

  新京报: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医疗和康复社会保障覆盖是怎样的?

  严俊:医保的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我国有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之分,隶属于人社和卫生两个部门管理,每种医保在不同地区,针对同一种疾病的报销情况各有不同。目前据我所知,对精神疾病,各项医保主要对住院治疗给予一定比例的报销,门诊报销较少;至于社区康复,医保基本未覆盖。有些地方即便是医院的康复项目,医保都没覆盖。

  新京报:在我国,哪些省市做得相对较好?

  严俊:上海很多年前出台了贫困重性精神病人免费门诊治疗政策,病人住院报销的比例也高;北京近年出台了重性精神病人门诊免费服药政策。

  江西省去年出台了贫困重性精神病人免费治疗政策,并且对社区开展重性精神病人康复和管理进行补贴,每名病人每年政府补贴100元工作经费。

  新京报: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终生服药,否则病情很可能复发。出院后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多少能坚持服药?

  严俊:因为重性精神病人登记管理系统一直未建立,这个数据目前很难掌握。即使是社区登记管理的30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情况都不一样。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如果医保的门诊没有特殊的政策,出院后服药的情况都不太好。

  社区康复

  重症患者社区康复最缺社工

  新京报:目前在案管理,能追踪到治疗和康复情况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多少人?

  严俊:根据2013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在社区登记管理的重性精神病人,是300多万人。

  新京报: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的现状怎样?

  严俊:还处于探索状态。各地都有一些尝试,比如广州等地学习香港,为出院后的重性精神病人建立了“中途宿舍”,有精神科护士和精神卫生社工、康复师等,帮助出院后的恢复期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职业能力康复训练后,再回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支持,在社区已建有27家精神病患者的日间康复站,还有类似于中途宿舍的7个精神康复者之家。但地区间差异大,目前全国还没有建立起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康复体系和网络。

  新京报:建立社区康复的困难在哪里?

  严俊:都有。我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有一个专门的686项目,覆盖200多个地市,2623个县。但这个项目中央财政近两年支持的资金每年只有9300多万,平均到每个县,只有三四万元,杯水车薪。

  新京报:除了机构难建,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还面临哪些困难?

  严俊:没机构、没人。全国只有2万名精神科医生,多数集中在精神专科医院,在社区工作的精防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我认为,重性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最缺的还不是精防医生,而是专业的精神卫生社工和康复师。社工在我国是个新生职业,要培养为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服务的专业社工队伍,路还很长。

  《精神卫生法》

  涉及康复条款“很弱”

  新京报: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中,对重性精神病人的社区康复有何规定?

  严俊:《精神卫生法》共有83条,涉及康复的条款,只有6条,很弱。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经验还不够丰富,做得不多吧。

  新京报:但《精神卫生法》目前对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支持性条款非常少,今后该如何走出困局?

  严俊:国家卫计委正在联合民政部、中国残联等制定到2020年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希望在其中,对重性精神病患的社区康复工作有更多的措施。最亟待填补空白的,就是社区康复机构的规划和建设。

  ■ 数读

  截至2010年底,我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其中86%以上是在精神专科医院。人均床位密度是1.55张/万人,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36张/万人。总体不足还伴随着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比如上海、北京,每万人拥有4至5张精神科床位,但河南、宁夏、河北、甘肃、青海5省份,平均每万人拥有不到1张床位。我国2/3的县,还没有精神科医生,也不能提供精神医疗服务。

  以上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

  A24-A25版/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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