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 我的研究和陈寅恪热没多大关系

　　陈怀宇

　　1974年生，江西樟树人。旅美历史学者，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宗教史、近现代思想学术史。200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在日本、欧洲游学。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助理教授。

　　再见陈寅恪·寻觅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史学三变》文章中，将陈寅恪的学术分为三个阶段——“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之降民族文化之史”“心史”，形象地概括了陈寅恪一生治史的变化历程。1998年，余英时在普林斯顿大学遇见了来自中国内地的博士生陈怀宇，他将自己两本最看重的著作签名送给了这位年轻的学生。也许余先生不会想到，陈怀宇会就此接棒，也走上了陈寅恪的研究之路。陈怀宇的新作《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在诸多汗牛充栋的陈寅恪研究著述中，独辟蹊径地利用他在海外的资源优势，更深入地挖掘陈寅恪早年在西方留学时的师承、同窗以及思想源流，并破除寄托在陈寅恪身上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神话”与传说。对于已经被演说过多的陈寅恪热，也许有正本清源的“清热”之用。

　　■ 对话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陈寅恪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人们把陈寅恪当做知识人的典范，但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学术。

　　“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陈寅恪，产生研究兴趣的？

　　陈怀宇：应该是1992年、1993年，有二十年了。当时我在北师大读历史系本科，老师施建中是做隋唐史的，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永兴就是陈寅恪的学生。我那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陈寅恪的学术，但真正研究他是从2005年才开始。

　　我那时博士刚刚毕业，恰逢清华大学纪念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请人演讲，我看大部分人都在讲陈寅恪和他的学生怎么杰出，我就讲了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和白璧德的交往。那时他和吴宓都在哈佛留学，吴宓的日记讲到他们去白璧德家谈论佛理佛学。因为这样的机会我进入到陈寅恪的研究。

　　新京报：你写到当时在普大留学时，跟余英时有交往，启发了你书中的一些想法。

　　陈怀宇：我去普大时他还没有退休，在课下跟他有很多谈话。我问余先生，您觉得哪一本著作比较得意，余先生就说《论戴震与章学诚》，还有写陈寅恪的书在他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余先生把两本书签名送给我，我对这两本书特别在意，后来我用他研究《论戴震与章学诚》的思想方法，研究陈寅恪和赫尔德，这是对我的影响。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陈寅恪热？

　　陈怀宇：我觉得陈寅恪热和国学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的一部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点有一个转移，很多学者从西方思想开始转向对国学的关注。包括季羡林先生，他本人的领域其实和国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来。

　　大家看到他晚年不屈不挠的那种精神，以这种精神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安慰，把他当成知识人道德的典范。我的研究，其实和陈寅恪热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对他的学术很感兴趣。我很关心他那个时代到底和世界学术有没有脱节，或者说有没有接轨的问题。现在的学者都在谈接轨，国际化。

　　“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

　　新京报：陈寅恪在德国学的主要是东方学，和季羡林的学术路线很相似。

　　陈怀宇：季先生其实是因为受陈寅恪影响走这条路线。他当年是学德文专业的，去听陈寅恪的课，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崇拜他，有精通十几门语言之类的传说。还有周一良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听说陈先生在清华开课，就到清华去听陈寅恪讲佛经翻译文学。后来，季羡林去了德国读印度学，周一良去了哈佛，读佛教学。

　　新京报：你后来是怎么样设想把陈寅恪放在早期西方的学术大背景下来做考察？

　　陈怀宇：我是想从全球史角度看他成长的历程，和他对学术的理解，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初整个世界学术坐标里看他的地位。很多人谈陈寅恪时，基本是讲他个人，他当然很杰出，但我想考察他和世界学术之间的联系，或者差距，或者他超出世界学术的地方。

　　后来我追溯他的思想从哪里来的，也和我的专业有关。他是中国史现代研究的奠基人，以前传统的古代史研究沿袭乾嘉考据，注重名词、典章文物的研究。他提出当时人看来有点石破天惊的想法，是讲种族和文化的问题。另外，我想他是第一个把当时唐朝帝国的位置放在亚洲史中来看。就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看中国历史要从三个层次来看，从中国看中国，从亚洲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陈寅恪、梁启超这些人都已经做到这一点。

　　新京报：这本书的主线是写陈寅恪跟赫尔德的关系。

　　陈怀宇：赫尔德在德国是很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老师是康德，同学是歌德，康德和歌德比他的影响大多了，他的光芒已经被掩盖了，但实际上他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本书我主要讲的是中国学术史上很重要的思潮——文化民族主义。我觉得像陈寅恪、王国维、周作人、宗白华这些人，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的关怀，他们所面临的是强势文化，包括日本学术、欧美学术对中国的优越感，他们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就是说我们中国民族文化，民族学术要往哪里去，怎么才能赢得一席之地。这一点其实受赫尔德的影响，因为赫尔德所处的时代和陈寅恪所处的时代在某些方向是相当接近的。

　　赫尔德在法国游学时，法国当时发生启蒙运动，发生革命。法国把他们当成欧洲文化的中心。德国人认为法国人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法国人的价值，德国人不一定要认同接受。德国的思想家都对法国的思想优越感有很强的戒备心。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学者，他们面临的是日本的挑战，陈寅恪曾说到中国学生跑到日本“群趋东邻学国史”，有很强的屈辱感。

　　新京报：还有哪些人对陈寅恪影响比较大？

　　陈怀宇：我的书里提了几个人，作为线索。比如白璧德，他有一本书叫《大学与美国教育》，里边专门讲到赫尔德怎么认识历史的，要回到当时历史现场，就像自己活在古代一样去认识当时人的心理。我当时一看，这不就是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的思想吗？

　　还有日本学者玉井是博，是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还有一个学者白乐日，匈牙利裔的汉学家，是陈寅恪1923-1925年在柏林大学的同学。1930年陈寅恪接待过玉井是博，两人有学术讨论。1931年他退出德国东方学会，这是他学术转型很关键的年代。

　　新京报：基本上不管哪个学者，陈寅恪都不愿意直接引用，这给后人研究造成了困难。

　　陈怀宇：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学术研究不是很规范。陈寅恪和钱钟书这些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似乎很不愿意提他们同时代的人，我认为是旧时代文人的一种清高吧。

　　“在西方至少隋唐史还是受他影响很大”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陈寅恪对当今西方学术界的影响？

　　陈怀宇：在西方至少隋唐史还是受他影响很大，剑桥中国史第三卷有专门提到他对隋唐史研究的贡献，而有些西方学者，比如蔡涵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写了一本关于韩愈的书，说把这本书献给陈寅恪。现在还有好几个人，比如叶文心、舒衡哲正在研究陈寅恪对女性文学、女性史的贡献，主要是《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著作。

　　新京报：陈寅恪的那句被引用过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没有考察思想来源？

　　陈怀宇：我对他一些说法的西学渊源特别有兴趣。有些话可能有圣经的背景。中国科学院派他的学生（汪篯）劝他来北京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然后他有个答复，里面有提到，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我认为那句话是从《圣经》里来的，是对周一良先生说的。

　　周一良先生有一个字，但是很少人知道，叫“太初”，这个字会让人想到《约翰·福音》第一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约翰·福音》里还有句话，耶稣对犹太人说：“你若听我的话，你就是我的门徒”。后面那句话更有名，“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获得自由”。陈寅恪这么跟周一良说，他知道周一良会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周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嘛，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与服务”，显然是从《约翰·福音》来的。寅恪先生不是基督徒，他只是用这个典故。

　　陈寅恪是近代学者中罕见的在论著中经常提到“自由”的学者。不过，我觉得很难看出陈寅恪对政治自由有什么认识。他对政治自由的认识是比较隐讳的，他强调思想的自由，不受限制去考虑思想上的问题。

　　新京报：即使现在，一般大众对陈寅恪的学术也并不是很了解,跟他的文本有很大关系吧？

　　陈怀宇：他的写作是比较晦涩难读的，我始终觉得不是特别规范，不是现代学术写作的典范。包括《柳如是别传》，我从来没有读完过，只是查找里边相关的东西。

　　我的书里还有一些地方反思他的学术，这主要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学术选择，以帮助我们今天如何认识学术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