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热潮卷土重来？

　　再见陈寅恪·观察

　　1996年，在陈寅恪辞世27年后，陆键东的著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三联书店出版，随即在知识界掀起了陈寅恪热潮。

　　近几年来，有关陈寅恪的研究著作又掀起了一个出版小高潮。2010年，陈寅恪诞生120周年，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出版；2013年，又有张求会《陈寅恪丛考》，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以及再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等，陈寅恪热似乎又再次掀起了高潮。那么，这是一场上世纪90年代的陈寅恪热的延续，还是一次有着不同内涵和关注热点的新热潮？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陈寅恪，我们是谈论得过多，还是理解得太少？陈寅恪对当下的意义如何？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厦门大学教授谢泳等，他们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 溯源

　　民间对陈寅恪的研究，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

　　出版新高潮

　　老书重版，民间成果丰富

　　在今年出版的陈寅恪研究图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修订再版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发行量为5万册。

　　这本书当年从首印到1997年底，先后印了六次，共八九万册。作者陆键东挖掘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资料，并采访了陈寅恪的多位同事、家人，还原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其中，最具价值的材料，当属一份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的信件档案，陈寅恪开出了出任中科院中古所所长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由于书里提及了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党委书记龙潜“领导数场运动”的言行，陆键东和出版方被龙潜后人告上法庭。这场长达三年的官司，最终结果是陆键东与三联书店被判决登报道歉，在该书未进行删改之前不得重印、发行。这些年来，这本首掀陈寅恪热潮的著述，虽然有诸多读者关注问询，却一直没有再版。此次的修改重印，龙潜的名字没有再出现，而是由其职务名称所取代，部分相关的评价被删除，但其大量的言行依旧被保留。

　　三联书店负责再版工作的孙晓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的修订版，除了依据法院的要求进行的修改，增加的内容大概1万多字，基本是这些年作者的新材料和新发现，以及作者的评论、分析。

　　今年6月，江西九江学院举办了一场“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发放了《陈寅恪先生研究资料汇编（1935-2012）》。著有《陈寅恪丛考》的学者张求会，整个资料汇编共有41册，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这大概是目前比较齐全的一套资料汇编，大致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张求会表示，目前有关陈寅恪的研究大概可包括四大方面：一是陈寅恪学术著作；二是其家族史料、个人生平；三是陈寅恪最后20年的遭遇，包括对记录其心史的晚年诗作的研究；四是他与西方学术的渊源和关联。“陈寅恪研究正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无论是否身在高校，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会得到认同。”

　　近年来，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最新成果，多数是民间学者作出的。“比如胡文辉、张求会、刘经富等，有的虽然在学校工作，但也是边缘学校，是边缘学者。这也说明学在民间的道理，说明民间对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敬意。近二十年来，官方的学术课题中，倒是还没有出现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专门课题。”学者谢泳说。

　　发现陈寅恪

　　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自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语风行，陈寅恪作为知识分子人格的象征，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直被知识界与大众反复言说。学者易中天甚至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劝君莫谈陈寅恪”。对于陈寅恪，我们是否谈论得过多？出版是否过于泛滥？

　　对于近几年来的出版热潮，刘东觉得其实不能算是又一次的陈寅恪热潮。“除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其余的书基本都是很小的考据。”刘东称，对陈寅恪的研究，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陈寅恪自己的隋唐史、中古史研究，一直在学术界最深处触及；另一种，就是唯一能把陈寅恪超出小专业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自此成为一个精神上的象征。学者周质平表示，陈寅恪热表面上是一个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当前现状比较曲折、婉转的表述。

　　对于近年来的陈寅恪出版热潮，谢泳丝毫不感到奇怪。“这主要取决于关于陈先生的新材料能不能出现，或者人们在旧材料中能不能重新发现陈先生的新思想新观点。陈先生留给我们许多学术之谜，比如他两部重要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单纯考据还是个人传记？他1949年后的学术论文，也不能简单以一般学术论文对待。现在人们都在解陈寅恪晚年的诗，其实他晚年的文也多有深意。这方面余英时先生很高明，他把晚年陈寅恪的诗与文看成一个整体，很有学术洞察力。”

　　谢泳觉得，随着研究者知识积累，和青年一代外文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港台史料的披露以及国内意识形态部门内部史料的发现，关于陈寅恪研究还会有许多成果出来。

　　对于陈寅恪的了解和谈论，学者周质平称不是过多而是太少，比如他的老师余英时至今还有书未在大陆出版。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是拿陈寅恪作为独立和自由的象征，其隋唐史、中古史的研究，知道的却非常少。周质平觉得，陈寅恪与其他知识分子的研究相比，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引不起太多社会关注，和胡适、林语堂的研究比起来，受众要窄一点，受众的层级要高。

　　理解陈寅恪

　　自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呵护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知识界有两大发现，一是陈寅恪，一是顾准。

　　“真正给广大读书界带来的最大冲击是，在那样一个任何人都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居然中国有两个例外，除了陈寅恪，还有顾准。”刘东表示。

　　对于陈寅恪与顾准，刘东觉得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不尽相同。除了坚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陈寅恪还代表了文化传统的复兴潮流。“顾准热这三个字完全代表的就是一个英美的经验主义，陈寅恪呢？他最精心呵护了他自己的文化。‘文化大革命’革了半天，文化越革我们生活越差，那种归罪中国文化的想法就没有了。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可以重新地评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不像过去‘五四’时候那样污名化的，全部都是为帝王将相为统治者服务的。正好相反，它有很多的东西是控制、奉劝、监督当局的。”

　　刘东称，如果倒退十年，陆键东的这本书不可能火。“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是不会对陈寅恪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有任何好感，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年轻人观点比较激进，认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罪，都是孔夫子带来的，都是中国文化带来的。”刘东觉得，陆键东的书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很大的一个条件是中国人开始怀念文化了，所以怀念国学大师，怀念大师用独立的精神去保卫的传统文化，这一点是大家没有注意的。当年这本书所掀起的热潮其实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直接把陈寅恪说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一种就看得更深远一点。

　　“不要把陈先生简单化，他就是国学大师，他代表了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独立精神，这个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某些部分上和自由主义有契合的地方。”刘东呼吁。

　　刘东还提到了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陈三立当年看了严复翻译的穆勒的《On liberty》（严复翻译成《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就写诗赞扬，觉得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精神。刘东非常赞同陈来最近说的一句话：儒家不是容不下民主，其实它是很欢迎民主的，但是，民主在中国哲学的位格总体不是很高。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很多更根本的人生问题，都比民主的位格更高。

　　陈寅恪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傅国涌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陈寅恪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成为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书评人黄波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个人数虽少但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的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群体中，陈寅恪、吴宓和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堪为代表。

　　刚刚推出《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的青年学者陈怀宇表示，陈寅恪和国学热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的一部分。八十年代有弗洛伊德热、马斯洛热、尼采热，九十年代后整个知识界转向国学，开始讲民族文化复兴，政府舆论也做这方面引导，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国学的关注。包括季羡林先生，已经和国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加入到这个合唱中来。

　　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