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能口语吗，或口语能诗歌吗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沈浩波身上有许多标签。以至于很多人会误以为他在当代诗场域里的代表性，是由他身上的这些标签造成的。在我看来，许多贴在沈浩波身上的标签，只是他写作的某一面，或某一阶段的特点；而且还可能是非常表面的。沈浩波的诗歌写作其实非常丰富，涉及的语言类型也非常多样。远远不是诸如“下半身”或“口语诗”这样的标签所能遮盖的。比如，他能写具有强烈的审美挑衅性的诗，直接颠覆常规的阅读习俗；也能写意蕴深邃的主题严肃的诗，与心灵的孤独深入对话。真正令我感慨的是，沈浩波的写作在本质上矛盾于任何标签。而这种矛盾之处，恰恰反映出他的诗歌写作的活力。诗人都讨厌被贴标签，但很少聪明于被贴标签。沈浩波有一点非常可贵，作为诗人，他不仅善于警惕标签，而且还善于从这种警惕中汲取写作的灵感，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诗歌写作的多样性。

　　与“口语”有关的诗学误解

　　作为一种有争议的写作类型，沈浩波的诗是与人们对口语诗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新诗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当代诗的进展中，诗和口语的关系，在我们的有关诗歌的阅读反应中是极具争议性的。贬低沈浩波的人，认为他的写作代表了口语和诗的关系中最糟糕的一面。但在我看来，以一个诗人与口语的关系来武断他的创造，恰恰是我们的新诗观念中最糟糕的东西。人们经常会犯两方面的错误，一是把口语与诗之间的丰富关系类型化，从诗歌现象上将它归入“口语诗”，然后在风格上贬低它的艺术价值。二是把口语和新诗之间的实践关系妖魔化，似乎用汉语写作的诗有一个本质，而口语写作无法在诗的深度上，为这个所谓诗的本质提供一种深邃的诗意。但是，在我看来，在新诗的实践以及当代诗的实践中，诗人对口语的运用，不是一个类型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风格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我们的诗歌母语的基本面貌的问题。就此而言，沈浩波的这本诗集《命令我沉默》，至少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看待新诗写作中的口语和诗的关系的问题。

　　在新诗以往的历史中，不乏运用口语写诗的人，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素养，口语，作为一个诗歌资源，或者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基本囿于风格问题和风格意识。转换到诗的阅读，又变成了口语能不能带来充足的诗味。换句话说，变成了一个欣赏问题。而统观沈浩波的写作，我们或许会渐渐意识到当代诗人对口语的运用，其实是关系到现代诗写作中一种根本性的语言意识。在诗集《命令我沉默》中，沈浩波对口语的使用，不仅有风格上的考虑，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特征是，他对口语的运用，实际上激活了口语与语言的身体性的联系。在沈浩波之前，其他的诗人也或多或少试探过，但从未像沈浩波这样集中火力并怀着高度自觉的语言态度来强化这种诗的实践。从这点来说，沈浩波的写作在诗的争议性方面付出的代价，会比很多当代诗人要重大。

　　与“口语”相关的另一个误解是，沈浩波这样的写作，缺乏必要的难度。其实，事情绝非如此。沈浩波的诗绝非没有难度，也绝非不讲究技艺。我甚至觉得，沈浩波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比我还重视技术，或者说讲求诗的技艺。比如他的长诗《蝴蝶》第二辑，比如他的短诗《教堂墓园》、《玲珑宝塔》。没有技巧，没有一种深邃的技巧意识，根本就写不来。即使勉强写，也在语言上显得气喘吁吁的。所以，有时，别一看到诗人说反感技术，就天真诗歌的写作真的不需要技艺。通读浩波的这本诗集《命令我沉默》，人们也许会意识到，沈浩波的写作里活跃着一个大技术。他的诗，用北京话讲，就是里面有一个大活儿。也就是说，通过把口语和诗的关系强化为一种积极的语言意识后，他在驾驭诗的情绪和诗的节奏方面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自信。

　　沈浩波很善于协调诗的情绪和节奏之间的语言关系。他的诗歌情绪，不仅源于一个诗人在处理诗的题材时的感情酝酿，而且源于他对诗的节奏的高度敏感。一般而言，诗的情绪在诗人对语言的组织中，往往会止于诗人对题材的倾向性的选择，一种针对诗的意图的判断。但在沈浩波的诗中，他捕捉到的诗的情绪，不仅体现为一种诗人的情绪，而且展现为一种语言的情绪。在他的很多诗中，语言的情绪甚至在诗的价值上已超出了诗人的情绪，呈现为一种独立的审美。

　　沈浩波的诗：将对口语的信任深化成一种审美

　　运用口语，及其配套相关的语感和节奏，只是沈浩波的诗歌写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那么从表面观察到的，则是这种诗的语言立场中的语言意识和诗歌精神。仅有对口语和语感之间的类型敏感，还不足以让诗人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诗歌气象。而在我看来，沈浩波的诗，也包括伊沙的诗，他们的成功之处都在于，更新并且深化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口语和语感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写作都超越口语，且借助诗歌对口语的运用，促进了现代诗写作中对活的语言的追寻。对诗歌而言，口语在本质上指示着对活的语言的一种伟大的想象。另一方面，在诗歌中运用口语，也有助于从风格层面保持诗歌语言的干净和简练。在这些方面，作为诗人，沈浩波都显示了异于其他同行的敏锐和惊人的才气。

　　《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以及围绕它的阅读和批评，也许会激发我们对口语与诗的命运关系的思考。口语写作，不仅仅是一种诗歌现象，它也涉及重塑我们的语言精神的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问题。新诗的写作和当代诗的写作，都对口语爱恨交加。一方面想从诗和口语的关联中找到新的活力，新的意识，新的眼界，新的表达，新的方式，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恐惧口语作为一种写作文化所具有的颠覆性。一旦遇到风吹草动，就把口语打扮成诗的替罪羊，对口语横加挞伐。从诗歌史的角度看，沈浩波的写作或许可以帮助诗界认识到，现代汉语诗和口语的关系不仅是复杂的，也是深刻的。因为以前的汉语诗歌写作，都把口语看成是辅助性的，仿佛诗的口语是一种添加剂性质的语言成分。其实，对口语的运用，及其相关的语言立场和语言意识，涉及的是现代诗写作中一种居于核心的审美价值观。从传统上看，汉语诗歌重视暗示性，所以在意象和蕴藉的积累方面非常发达。但是在语言的直接性方面，不得不说，汉语的诗歌写作严重匮乏实践。我们的诗歌文化也不太信任语言的直接性。其实，说不信任，是好听的。更严重的问题很可能不是不信任，而是缺乏一种文学能力，不知道如何信任。我在前面提到，浩波的写作在争议性方面，比同时代很多诗人的写作付出的诗歌代价要大，就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的诗歌场域里，看出口语在诗歌中的好，或是看出诗歌中口语的好，这是容易取得共识的。但艰难而诡异的是，看出了好，但并不在语言精神中给予一种信任。而沈浩波的写作，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不仅在风格上充分信任诗和口语的关联，而且在语言精神上将这种信任深化成一种自足的审美。所以，我们在沈浩波的写作里看到一种难得的放松。这种放松，让他的诗看上去语象饱满，节奏放达，但在句法意识上又显露出一种内在的严谨。讲浩波的诗里有种大技术，就是这个意思。

　　□臧棣（诗人、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