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歌 这哈哈一笑就是我的主观态度

　　【文学新生代系列访谈】

　　“在爸爸的手机里，钟馨郁的名字老是变来变去的。有几个月，她叫钟忠，后来又叫了半个月钟军，最近爸爸倒是返璞归真了，干脆把她存成了老钟。”

　　这是颜歌《我们家》中开头部分的一个细节，“钟馨郁”是小说中父亲的情人。这样一段长辈私情，却被颜歌用非常日常而又喜感的笔调叙述出来。

　　颜歌说，生活中，他们家是地道的文艺之家。那种喜感会是那样一种级别：一家人围坐吃饭，然后父亲讲到一首诗，哭了，接着他握着母亲的手哭起来，说，你看这写得多美，然后他们会回转头，看我，说你一定要用文学表达真善美。

　　这样的段子之家，让她觉得实在不能埋没，得写写。但因为上部小说《声音乐团》里那种举轻若重的学院气让自己十分想摒弃，她选择把原本要写的知识分子一家改成了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土肥圆的，豆瓣厂厂长的一家。于是，这成了一个发生在她故乡川西小镇“平乐镇”西街上的家族故事，在要给奶奶过八十岁生日的线索下，各种奇葩家事：私情，算计，金钱架构起的秩序，一一上演，荤素不讳。

　　阎连科喜欢《我们家》中的那种日常感。他说，这个小说里，走到家里，不断有开门声和关门声，走上街，就有鸟叫，吵闹声，麻将声。他喜欢小说中那种放松，慨叹自己那一代难免会用道德、伦理眼光看世界，很难这般自然。

　　小说《我们家》最初刊载在2012年5月刊的《收获》杂志上，名为《段逸兴的一家》。编辑走走看完小说后，对颜歌说：“我也想吃一碗肥肠粉了。”这是一个颜歌喜欢的答案，她说，这就像小说里说的，“饮食的滋味一变，镇上的风云也变了。”小说中豆瓣酱、花椒、红油，包括四川方言，给这部小说抹上了特别的川味儿。

　　颜歌年少成名，在今年摘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一严肃文学奖项的新人奖前，她已写作小说十余年。这些年，她从最开始的青春文学、奇幻文学题材，慢慢切入现实，在很多人认为她呈现出一种先锋实验姿态时，她更多在想这种新的玩法是否有趣。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关于新作

　　胆小鬼从此成为有胆量的人

　　新京报：小说的叙述视角是一个得过疯病痊愈，却不曾出场的小姑娘，为什么会设定这样的一种“狡猾”叙事？

　　颜歌：在《我们家》这部小说中，叙事者的身份是女儿也好，疯子也好，未成年人也好，归根结底只是小说故事的一个“花儿”。我无法说这个“花儿”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我只能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爱跟叙事玩耍的作家，对《我们家》叙事者身份的玩耍是我作为小说家“童心未泯”的表达。

　　新京报：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群由生活惯性推动的人，遵从日常生活经验并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的认知，是一种地道的市井人生，这和你以前的作品差别还挺大的。

　　颜歌：在写了这么些年小说以后，我的“书生气”成了我叙事中难以去掉的符号，也成了我的一种“病”，最开始决定写《我们家》，写一个豆瓣厂老板的故事，就是我选择的一个“治病”的方式。它是我创作的一次全新的经验，就像一个胆小的人点了一串一千响的鞭炮，还站在它边上看着它噼里啪啦地放完了，这胆小鬼从此成了一个有胆量的人，他就觉得很欣慰。

　　新京报：“在小说中，你也表现出一种松弛，单纯叙述，无论私情还是对于金钱的态度，都是去道德化的，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

　　颜歌：有一首流氓歌曲叫做《罗马表》，说男朋友为了女朋友去偷钱包，被逮住了，女朋友就站在一边哈哈地笑。我很喜欢这种表达。传统上说小说家的状态应该是佛，不喜不悲，拈花一笑——而在《我们家》所表达的这样一种中国当下，拈花一笑也不合时宜了：“妈妈”给“爸爸”戴了绿帽，“爸爸”在外面包了二奶，“女儿”就站在边上哈哈一笑，这哈哈一笑就是我的主观态度。

　　新京报：这是一个写家族的故事，奶奶靠身份权威和金钱控制着家庭成员，这里边包含着你对当下进程中的“家”的概念的反讽吗？

　　颜歌：归根结底，我希望在《我们家》中表达的是一种不可抗，不可知的混乱，绝望，冷漠，以及对这种状态的知晓，理解，融入。换言之，我们对家庭的依恋和热爱不只是因为它的美好，它还有不美好，这两种东西是平等的，互为补充的。另一方面，叙事者“我”不是站在“我们家”外，“我”也是“我们家”的成员，所以说，“我”所讽刺，嘲笑，冷眼所见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新京报：怎么看待“我爸爸”这个角色，他性格与命运的关系？“我们家”的奇女子中，你好像最喜欢爸爸后来的情人，为什么呢？

　　颜歌：写“我爸爸”这个人的时候，我时常想起我姥姥教我的一句话：“他人说我我不气，我的心中有主意”——薛胜强就是这样一个大剌剌，粗鲁鲁的鲁男子，他的风流多情，状况频发也成了他大大咧咧的一部分。我说我喜欢“爸爸”后来的情人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留白最多，可能性最多，作为小说家我对她最有兴趣。

　　关于写作 “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是绝对的现实”

　　新京报：当下的作家都在面临一种困境，就是如何处理现实经验，虚构和现实之间如何调配也是当下很多作家的困境，作为一个最开始倾向奇幻题材的作家，慢慢演变到更多关注当下生活的年轻作家，你有怎样的探索？

　　颜歌：题材没有优劣高下的区别，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是绝对的现实，我只能说，我在忠实地记录我所看到和感知到的世界，“现实的”“魔幻的”，并没有一个准绳。小时候以为自己是外星人留在地球的间谍，最不济也应该有点超能力吧，现在只能承认：我就是一个打字比较快的地球人，如此而已。

　　新京报：莫言，福克纳等都有写作自己小镇的经验，他们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颜歌：莫言和福克纳，我喜欢的很多前辈作家提供给我的更多的是如何理解和观看苦难的方式——这对我的影响至深。至于小镇经验，我的确不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只是就地取材而已。

　　新京报：你说过自己是对写作有规划的人，这种规划是指什么？

　　颜歌：我是一个在写作上自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最关心我的写作，也最了解我的写作，所以我自己批评和管理我的写作：先当作家写小说，写完以后再自己检讨，批评——这是我多年来的工作方法。我在阅读和写作上都制订计划，然后去完成，笨鸟先飞，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新京报：通常绝妙的灵感都是如何来的？

　　颜歌：如果有好的想法，就在本子或者手机上记下来，就算是半夜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中想到了，我也一定会强迫自己起床写下来再睡。我有过几次本来想到一个东西然后又忘记的经验，太痛苦了，简直是不能承受的痛苦——也会看到之前的某个点子，发现其实烂透了，我就嘲笑一下自己再划掉它。

　　关于80后写作 “我一定要当个有趣的人”

　　新京报：回头看当年成名的新概念大赛，会有怎样的感触？

　　颜歌：新概念是我们很多同时代人的记忆，这就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一样，成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青春印记。我当时写的文章叫做《我的十六岁和村上的世界尽头》，说完这个题目，我就想笑了，好吧，我还是曾经挺憨厚可爱的。

　　新京报：很多80后作家受到市场的影响，会倾力于写作“青春经验”或者动用他们的各种想象力，你却很早就从这种模式中跳了出来。

　　颜歌：我写一个东西，好坏先不说，首先要有趣。有些东西我觉得没意思，我就不想写，有的事情反复地做，也没意思我就更不想做，我是个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人，要有困难，有痛苦，有不可知，这样才有趣。不一定能当一个好作家，也不一定就是坏作家，但我一定要当个有趣的人。

　　新京报：很多人把你称作80后作家中难得保持纯文学姿态的，这是你所看重的吗？怎么理解纯文学？

　　颜歌：在“文学”前面加上一个“纯”，又再加上“保持”，接着再用“难得”来修辞，这简直是种层层提升的精神迫害。我写小说自得其乐，写到得意的地方也热血沸腾，写到写不下去也万念俱灰，周而复始，归根结底因为还是爱写小说。

　　新京报：怎么看待文学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你好像说过保持失败感和卑微感是小说家所需要的。

　　颜歌：真正的艺术都是去意义的。当然，小说根植于语言，根植于叙事性，无法做到真正的去意义。一个故事讲出来，已经有了太多的意义，我不想再给它增加任何意义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一个小说家，一定要是个局外人，一个局外人他格格不入，状似事不关己，又无时无刻不在观看，关心，关注，但他的关心和关注又注定是无用的，额外的，无关痛痒的——所以，优秀的小说家肯定是有失败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