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住在深圳的香港人”

　　■ 记者手记

　　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4条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以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2003年港澳个人游自由行实施，大量无香港居留权的内地孕妇到香港产子。十年过去，当初在香港出生的这批孩子渐渐长大，身份的不同会带给他们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吗？

　　6月底，去香港拍摄这组题材的照片，过关时我习惯性地把摄影双肩包挎在胸前，香港边检的工作人员问我：“你怀孕了吗？”

　　2013年，由于实行了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零配额政策”，香港边检开始严查孕妇入境，由上可见一斑。

　　到底在哪里上学？

　　我采访中接触到的一部分跨境读书的学童，在香港就读其实并非他们家庭的第一选择。嘉欣今年五年级，家里曾经为她上学问题，开过家庭会议。因为属于“双非儿童”，如果在深圳读书，算是借读；去香港读书，可选的学校在香港郊区，但嘉欣妈妈听说，香港好的学校，是在市区。而且来回校车（保姆车）的费用也是相当昂贵，2012年9月，涨价一次后，费用就更“不便宜”了。再加上孩子舟车辛苦，想过把孩子留在深圳读书。

　　在权衡之后，还是选择了香港。主要是考虑到孩子将来要出国读书，香港有很好的英文教育，以后，不需要有语言这方面的障碍。

　　但很多香港本地人，并不觉得香港的教育是最好的。David刚刚在悉尼读商科研究生毕业，从高中开始，在澳洲读书，直到研究生毕业。“因为我爸对香港的教育非常失望，才选择了国外读书。”David的父亲认为，香港的教学也是填鸭式的教育，和内地一样。内地的家长想着把孩子送去香港，但香港的家长目标却是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

　　到底是哪里人？

　　我走进的第一家香港的幼稚园是上水培幼幼稚园，这是香港的郊区，大部分的跨境学童集中在这附近：上水、粉岭、大埔、天水围等。

　　相比我在北京采访过的市区幼儿园的硬件设施，香港的这家幼儿园简单得像一家北京大型的社区幼儿园：没有能装百人的多媒体教室，没有连成一排的卫生间的小便池，没有可以睡觉的床铺、没有舞蹈教室、形体教室。

　　幼稚园的高班毕业典礼的演出排练，是在用塑料布搭起的简易棚子里完成的。

　　一间公共的钢琴教室、操场上一个公共的游乐玩具、十几辆公共小自行车，供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一起用。

　　“香港太小了，不能和北京比，这里的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你看，我们的便池是小一号的。”一个老师说。

　　教室的墙上，贴满了英文的、中文的和繁体字的各种诗歌、故事、孩子们的作品。凌乱，但目不暇接。

　　高班的教室的角落里，二十把塑料椅一个套一个地摞在一起。旁边是些翻旧的、起边的童话书。

　　每一个看完书的孩子，排队把刚刚坐过的塑料板凳，再放回原处。看不到孩子之间吵架。

　　“我们会教孩子一些规矩，水瓶倒了，不管是不是你碰倒的，要扶起来。要学会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要吵架，要守规矩。”

　　陶校长做了10年的校长，她说，她有意识地淡化深圳孩子和香港孩子之间的区别。

　　这所幼稚园有8成的跨境学童。

　　有个小女孩告诉我说，“我是住在深圳的香港人。”

　　孩子还小，没有身份意识，也许是家长给的。

　　在上水惠州公立学校里，我随便和几个二年级的学生聊天。

　　“你们喜欢深圳还是香港？”

　　“我喜欢深圳，家里有小朋友和我玩。”

　　“喜欢深圳，深圳有个很好玩的游乐园。”

　　“香港有迪斯尼啊。”我说。

　　“我还没去过，我还是喜欢深圳的那家游乐园。”

　　“我喜欢香港的，香港有好吃的茶点。”

　　孩子们还小，对于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并没有太深的概念。哪里有伙伴，哪里有玩具，哪里有冰淇淋吃，就喜欢哪里。

　　未知的明天

　　这代跨境学童，生于2003年后，止于2013年。10年后，他们将各奔东西，离开往返深港之间的校车。

　　香港和深圳相邻，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特点。

　　童年时，在深圳的家里，他们是香港人；在香港的学校里，他们是“住在深圳的”。香港的中小学仅仅是香港文化一小部分，他们又难以接触到香港文化的精髓。这段经历会改变他们的人生吗？与普通的深圳小孩相比，他们会有不一样的明天吗？这些都是未知数。

　　或许岁月的痕迹将来会让他们感同身受：黄色校车；穿着马甲的校车保姆；和伙伴们手牵手过关；那道深港之间长长的过关通道；粤语、中文和英语换着说；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区别，这些成了跨境学童的共同记忆，他们可以通过这些记忆，找到归属感。

　　□韩萌（新京报摄影记者，7月14日发表《跨境学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