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的抗战老兵

2013年07月21日星期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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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东：沉默六十年的少将
李昭东，95岁。黄埔军校18期学员，1937年投身抗日，身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四次长沙会战、常德保卫战等诸多战役，三次负伤。前两任妻子在抗战中去世，现任妻子黄国英小他15岁，两人没有子女，住在大山子一间三十多平米的一居室中。结婚六十载，李昭东从未和老伴讲起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国军”少将身份。直到去年李绍东将悄悄写的回忆录拿出来交给志愿者，黄国英才知道老伴的抗日经历。李昭东今年年初感冒引发肺部感染住院，面对前来探视的志愿者，他泪如泉涌。病愈后老人听力基本丧失，很少出门。李昭东穿着整洁、正襟危坐、声音洪亮，将领风骨依稀可见。

李昭东读完《大上海沉落》一书后，在书上写下一段感言。

田庆平：从远征军到首钢司机

田庆平，91岁。1937年入伍，当过战车营司号兵，曾到缅甸和印度参加战斗。1945年抗战胜利时，执行北平日军受降任务。后在北京娶妻生子，在首钢医院做了28年救护车司机，直到退休。

1974年，田庆平四儿子田国增想去参军，因为父亲的身份问题遭拒。1979年，田国增接父亲的班，在首钢当了八年司机，之后又去工厂开班车。对父亲，田国增并不怨恨，反而觉得骄傲。提起对父亲的感情，他只是淡淡地说：“一生不易，活着就好。”

小图：田庆平家挂着他师长——抗日名将戴安澜的照片，这是戴安澜之子戴澄东送给他的90大寿礼物。

韩玉衡：坚持四十年的校对员
韩玉衡，101岁。在病床上他还保持军人的坐姿。1937年韩玉衡南下逃难。次年加入铁道警备支队护路守桥。1939年他被国民党招作通信兵，学习架电线和有线通讯，经历四次长沙会战。1940年他考入第九战区精忠印刷所当校对员。1949年8月，韩玉衡所在部队发起长沙起义，加快了湖南的解放进程。解放之后，韩玉衡携妻儿回老家务农两年，后来到北京，考入《光明日报》当校对员直到退休。韩老的儿子说：“国民党说他不抽不嫖不赌，肯定是共产党。共产党说他给国民党打仗十年，一定是国民党。”
上图：北京军区1985年发给韩玉衡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李志学：迟到七十年的毕业证
李志学，96岁。曾就读于南京陆军军医学校，“七七事变”后分配到南京国军第一医院管理药品。在37军当过军医，经历三次长沙会战，后参加了远征军和滇缅公路的修建。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医生的李志学主动申请从正师级降为正团级，降职减薪以支援国家。前些年，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他陆军军医学校的毕业证书，证书已从折痕处裂成几块。原来，1937年7月15日李志学已在战场，毕业证书没能发到他手上。他的老师带着证书辗转多地，1949年去了台湾，后又迁居美国。送来证书的人，正是他老师的儿子。
小图：1937年李志学南京陆军军医学校毕业证书。

　　2013年6月3日，民政部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中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做好有关工作，将抗战老兵纳入相应的保障和救助体系。7月3日，民政部重申了针对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7月5日，“长沙市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启动，为符合条件的幸存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每人每年提供1万元生活援助金。

　　据“关爱老兵”志愿者薛刚介绍，北京现有30位已确认身份的国民党老兵健在，其中年龄最小的金仁越，今年86岁；年龄最大的王景芳，已经105岁；有四位老兵常年患病住院。去年4月，中国最后一名飞虎队员王延周在京去世，他没能等到老兵福利政策的到来。

　　时代有太多不期的变故。这些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身居斗室，大多数人把昔年战场的峥嵘岁月深藏心中，只字不提。直到“关爱老兵”志愿者敲开大门恳请老兵帮助“抢救民族记忆”，他们70几年前的故事才被一点点挖掘出来。

　　7月17日，北京海淀医院，101岁的老兵韩玉衡腰板笔挺地坐在病床上，神采奕奕地唱起《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华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不做亡国奴隶！打回老家去！……”

　　韩玉衡唱着歌，定定地凝视窗外。他的双眼深邃，漆黑的瞳孔外缘有一圈蓝色。临别，他握住记者的手，满脸欣喜，他感激所有来自社会的关怀，即便这关怀来得太迟了些。

　　图/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文/新京报记者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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