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土地制度改革需要“具体化”(2)

　　（上接特06版）

　　华生：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我们土地补偿的方向走错了。过去是自己硬性定个低标准补偿，后来搞不下去在实践中就演变成欺软怕硬的维稳补偿。现在又考虑什么增值分享的补偿，总之没有客观标准，这样不能不越搞越乱。

　　土地征收补偿是不能按你今后去做什么来补的。比如说我征用你的地，拿来用做了绿化地，毫无收益和价值，是不是不给你钱了呢？这肯定不行吧？但如果邻村的土地被征以后被用做商住开发，价值很高，就给他们每亩补三百万？这公平和可行吗？这样干的结果，肯定是一片混乱。

　　新京报：从国内地方政府的实践看，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面。

　　华生：是啊，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地方政府要的是GDP和自己的政绩，需要大量的土地来上工程。

　　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权益是改革核心

　　新京报：进城的农民工数量庞大，也是进城的主力，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

　　华生：最难也最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际上就是他们安居的权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说简单地让城郊农民可以自己开发来解决的。

　　城郊城中村的少量农民和进城的农民工不是一个“农民”。现在一些人提倡的土地制度改革，大部分说的是让农民自己参与城镇化、自己可以开发等等，所有这些方案，实际上是为两种人服务，一类是城郊农民，城郊农民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了，他们还不想城市化呢；第二类是为城市资本和富人，为他们下乡置业服务的。在我看来，这些提法都偏离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主要的方向是解决城镇化主力军农民工的用地问题。如果对城郊农民采取公平补偿的原则的话，那么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应该用在进城农民工身上。

　　这应该是土地改革的制度设计的核心，如何使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大头，落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头上。这个才是正确的方向。

　　新京报：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多数城市居民似乎不好理解这一点。

　　华生：为什么要这样，在我看来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这是进城务工农民的权利。因为所谓城里人也不过是早些年移居城市的农民，你先上了车，就不许别人上车？户籍歧视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在当今世界可以说已经是历史遗迹，我们不能把畸形制度当成正常的状态。

　　其次，城市土地的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外来人口带来的，这些人来了，既就业又贡献税收，同时产生了各种需求，推动了城市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现在城镇地区的规划开发，是以广大农民工的家乡被规划不能开发为前提的。国土资源开发是有规划的，以保证必要的耕地面积，保证环境和生态，这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比如同样是农田，为什么你这里可以开发，我那里不能开发？规划是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再分配。土地财产权利的再分配，它应该要和人的权利挂上钩。

　　新京报：但我猜你这个观点，肯定不受大家欢迎，至少是不受城市居民的欢迎。

　　华生：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成功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原因。如果到处都受欢迎，他们早就搞成功了。

　　这跟我讲的分配和财税改革的道理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中有一部分有话语权的、强势的居民，他们占据了有利位置，他们讲了半天的土地制度改革，无限夸大几个经济学ABC的教条，其实往往都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应构建财务平衡的财政

　　新京报：具体到设计这个制度，你有没有更具体的想法？

　　华生：其实就是要借鉴东亚模式中一些成功的经验，把我们的土地财政，将我们现在卖地挣钱的财政，变成一个财务平衡的财政。

　　财务平衡的财政是什么？是政府在城市化的征地过程中，不赚一分钱，也不用赔钱；这中间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土地升值的权益，分配到进城农民工和家属的头上，政府自己是财务平衡的。

　　这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所以他们的农民工都进了城，都变成了市民，实现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转型，这是世界上二战后少数成功的例子。

　　比如说征收土地的升值，将其收益转变成国民住宅等，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政府不赚钱。而我们现在，地方政府卖地挣钱盖政府自己的高楼，特权单位以保障房的名义建自己的福利房。

　　比如韩国，三四十年前和中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做苦工、给人贴牌，现在再去韩国，你根本看不出是农二代，农三代，我前不久去韩国，看到在现代、三星、CJ上班的年轻人，以大学生居多，一问许多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后代。

　　如果不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农二代向上的空间被堵塞了，子女都是没有受到很好教育的留守儿童，中国社会今后还怎么升级发展？

　　从国家来看也是如此，想要内需、消费、产业升级，人的素质不升级，哪里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也都是空谈。

　　新京报：这个设计，也相当于将过去若干年地方的“征地，建开发区，卖地”的发展路径推倒重来了？

　　华生：沿着旧城镇化老路走下去死路一条。

　　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累累，和农民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而且房价一旦下跌，整个链条都面临崩溃，中国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出现大动荡。应当说，现在有越来越多体制内外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危机。

　　新京报：地方政府负债过高是不是也是一个阻碍，不少国外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也快技术性破产了。

　　华生：所以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装作看不见，等着泡沫破裂，出现动荡；另一种则是主动清理，就和当年中国银行债务一样。当年中国银行业也被国际上普遍称为“技术性破产”，认为要出大危机，但结果我们下决心清理，不是一样拯救过来了。

　　这就需要有全盘的计划和很大的决心，将引爆点全部拆除。地方政府债务也是这样。

　　如果现在设计的是财政平衡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就和原来对银行业的改造一样，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清点，建立新体制，消化原来的债务，比如用市政债等。

　　这个工作，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地方财政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就和当年银行业改造一样，非做不可。

　　“技术性破产”不是问题，反而是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还不会去做。如果我们提前化解它，我们就掌握了主动。

　　华生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1953年生，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曾提出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中诸多重要改革议题，如价格双轨制、国资经营体制、股票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等。

　　在1984年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他与张维迎等人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并被国务院采纳，他也因这一成就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1985年，以华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提出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1998年，他首次提出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这一构想在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中得以实现。

　　财务平衡的财政是什么？是政府在城市化的征地过程中，不赚一分钱，也不用赔钱；这中间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土地升值的权益，分配到进城农民工和家属的头上，政府自己是财务平衡的。

　　——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