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金融改革要求稳谋变

　　卢锋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评委。1957年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曾在英国发展研究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

　　卢锋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我国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等方面，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国际收支失衡、服务外包、粮食安全、粮棉贸易等问题发表诸多著述。他提出并系统阐述“产品内分工”概念，并以此为理论视角观察解释中国经济开放成长的经验表现。

　　（金融改革要）求稳谋变，断臂疗伤，慢慢收。换句话说，就是既要继续治理风险，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地稳增长。当前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7.5%以上，还可以再调一调，慢慢地去水分，去风险，去泡沫。

　　——卢锋

　　2013年7月10日晚，在北京大学深处的红墙宅院朗润园内，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作为新京报青年经济学人的嘉宾评委之一，卢锋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改革、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谈起。

　　汇率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关键

　　新京报：金融改革领域中，现在最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的是什么？

　　卢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几大类，利率、汇率和准入，这是从过去十年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汇率改革没有到位，央行就会因此而外汇储备过多，然后导致货币过多扩张，就会导致外部的压力和矛盾增多，甚至会影响国民福利分配。同时，汇率管不好，利率就没法持久，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汇率改革是关键。

　　新京报：你觉得金融改革有路径要求吗？

　　卢锋：就是先内后外。比如，资本管制。如果现在对外资都放开，国内价格还没有搞对，外资在国内大肆兴风作浪，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比如银行，对外倒是放开了，对内却没有放开，依然是垄断的。十年前，中国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通过民营银行进行改革。还有一个就是对外上市，改变治理结构。很显然高层选了后者，其实，按照路径来说，这在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选择后者会带来哪些问题？

　　卢锋：银行严重依赖吃息差，竞争不够充分，创新不够，服务意识差。比如，北大所有教授的工资卡都在工商银行，这是不能选择的。

　　改革就是博弈，一定很困难

　　新京报：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简称“国十条”），就是在探讨金融改革。你觉得它可以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哪些突破？

　　卢锋：这个文件里面讲的还是一些原则问题，落实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出来。比如，第九条规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并没有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改革要有实质性的内容，金融改革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利率、汇率、市场准入等方面。准入的门槛到底有多高？每年发几个牌照？利率市场化到底怎么做？汇率如何改革？这些都是要去实实在在推进的。

　　新京报：有关设立民营银行在2010年的新36条也有类似规定，为何一直讲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卢锋：国务院的方针表述反映了高层的美好意愿，但是，它跟现实还不能够绑定，并不是发个文件就等于改革了。好方针为何没有落地？因为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比如，多少人想做民营银行，但是准入条件是什么？如何操作呢？现在看起来很不容易。几乎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压力。

　　新京报：有哪些压力？

　　卢锋：金融改革很疼，改革就是博弈，一定很困难。当前经济的放缓，治理风险，高杠杆化、去杠杆化，一定会有很疼的地方，比如银行首当其冲，还有去杠杆化很疼，产能过剩的企业，哪家愿意被清盘？一些企业会因此“出局”，有的地方政府也会非常困难。

　　新京报：那该如何做？

　　卢锋：求稳谋变，断臂疗伤，慢慢收。换句话说，就是既要继续治理风险，同时又要千方百计地稳增长。当前经济增速依然保持在7.5%以上，还可以再调一调，慢慢地去水分，去风险，去泡沫。

　　改革突破要有高层决断

　　新京报：为什么很多改革都推进了，金融改革还很缓慢？

　　卢锋：第一，从某种意义上，改革具有连接性。第二，被改革的机构或个人利益的抵触性非常大。第三，金融具有系统性。比如近期的钱荒，一个银行有问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出问题。很多人认为银行系统会崩盘，指责央行不负责任，其实没那么严重。

　　新京报：除此以外，还有哪些因素？

　　卢锋：金融改革的推进与上述三个因素有关，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取决于领导层改革的决心与改革操作的能力。

　　新京报：改革真正的阻力是什么？

　　卢锋：我觉得关键还是看领导，改革突破，一定要有一个高层的决断。中国的银行目前是最赚钱的，已不再是弱不禁风，相反，很强壮了，但是，银行系统肯定还是不愿意主动去改。

　　宏观经济调控不应从产业政策入手

　　新京报：怎么看待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

　　卢锋：发改委的产业政策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总是以产能过剩的名义调控投资，却造成了产能过剩。比如2003年下半年，出现宏观经济过热，发改委就出面调控，当时指定三个部门：钢铁、水泥、电解铝，结果这些部门产能过剩。此时，民营经济发展很不错，有些民营企业雄心勃勃，比如江苏铁本，但一下子撞倒宏观调控，成为打击对象，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被摁住了。

　　新京报：这次李克强总理启动行政审批权削减，一些“核准”被废除了。当年的事件对当今的改革有何启示？

　　卢锋：中国错过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好时机。不过，现在改革还是有机会的，但要总结经验。通过我这十多年的观察，我认为一个行动比一个大纲领还重要。在最后的博弈过程中，特别要通过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的事件来推进改革。

　　新京报：如何评价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

　　卢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中性偏宽松的。虽然没有大规模刺激政策，但是，财政赤字比去年多。那么，为何经济还不好，市场感觉很难受呢？因为没有刺激，同时，去杠杆化还在继续，需要过程，叠加起来，就让市场很难受。

　　新京报：那么，经济还会继续下行吗？

　　卢锋：只要政府不要干预，将去杠杆化交给市场，谁受益谁承担，中国的宏观经济还是有解的。企业习惯过好日子，不吭声，难受的日子就嚷嚷，不想承担，这不行。

　　□新京报记者 金彧 杨万国 插图 师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