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冰洋：放松市场约束是经济改革的重心

　　市场约束与政府扩张是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市场约束导致市场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满足经济需要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由此迫使“大政府”格局的形成。一旦形移势易，人们会忘记当时政府扩张的合理，大政府又容易为人民所诟病。

　　吕冰洋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入选学者。1973年生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财税理论与政策以及经济增长。

　　主持过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杂志发表40多篇论文，出版《中国资本积累：路径、效率与制度供给》、《税收分权研究》等著作。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是一个家族共居，那么就有了婆媳、妯娌等是非。显然，家庭越大，家庭间的问题和摩擦就更多。

　　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小国寡民总比人口众多的国家容易治理。大国中经济信息错综复杂，各经济主体发出的经济信号或真或假。

　　在大国之中，怎样才能让信息处理得有效呢？对整个经济体而言，分散决策达到的总体效果是最优的，这就是著名的阿罗-德布鲁定理所揭示的道理。如果遵从这样的思路，大国经济改革的把柄也就找到了。

　　市场约束迫使“大政府”格局形成

　　不论是什么时代，人们需要的物品总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种，私人物品的提供由市场完成，公共物品的提供由政府完成。因此，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应更多地建设有利于分散决策的制度，而非有利于集中决策或充满大量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

　　市场倾向分散决策，政府倾向集中决策，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的主旨应是放松市场约束。市场主要分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两类，要素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出来，计划经济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弱化市场的作用，因此转轨期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时期种种市场约束的痕迹，并且有的市场约束会因经济发展而放大。有关市场约束的例子很多，如：劳动力市场存在户籍管制，资本市场实行管制利率政策，银行业高度垄断，限制企业债发行等等。

　　我们应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能由市场完成的事情，其效率一般高于由政府完成。

　　因此，市场约束与政府扩张是存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市场约束导致市场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满足经济需要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由此迫使“大政府”格局的形成。一旦形移势易，人们会忘记当时政府扩张的合理，大政府又容易为人民所诟病。

　　金融约束导致货币政策发挥不力

　　我们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为例，说明作为市场约束典型代表的金融约束与政府规模扩张的关系。我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的发轫之初，目标就是主要为国有企业稳定和发展服务，于是金融制度安排上就形成利率由官方管制、国有银行高度垄断、股票市场准入管制等制度，中小企业融资受到很大限制。

　　由于存在金融约束，市场对资金价格信号的敏感度较低，导致经典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方面较为乏力。1998年，我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形势，3次下调利率，贷款利率平均下调幅度为0.6%、1.12%和0.5%，然而自筹资金增长率却从1997的11.8%下降到1998年的7.1%，1999年增长率更是下降到了6.9%。这说明降低利率没有起到拉动民间部门投资增长的作用，中央政府不得已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之所以说这是不得已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不需政府增加支出，是比较“省钱”的政策，而财政扩张是需要征税和增加支出的，是比较“费钱”的政策。金融约束导致货币政策发挥不力，政府想不增加财政支出也不可得。

　　再以2008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应对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为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政府连续4次调低利率，但是民间投资对此反响却不大，最后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而这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虽可收GDP一时增长之功，但是从长期看，却不能不说对市场结构造成扭曲，如对落后产能进行保护，低效率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而过剩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又推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

　　放松市场约束有利于为政府“减负”

　　从当前看，放松市场约束不但有利于政府规模缩小，为政府“减负”，而且对未来经济增长也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产品市场而言，由市场准入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造成的市场割裂，使得民营企业屡屡遭遇“弹簧门”和“玻璃门”问题，如果放开电力、石油、基础设施等产品市场约束，在中国大量存量资本急需寻找出路的情况下，容易激发新的一轮投资热潮。而像教育、医疗等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在一定程度上向市场放开，也极易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同时市场竞争也容易推动公立机构服务效率的提高。

　　就要素市场而言，通过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劳动力户籍制度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一系列改革，要素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将会进一步提高，不言而喻将从供给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助力。

　　进一步而言，除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需要调整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其主旨仍是放松社会约束，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政府需要做的只是疏导和规范。

　　正当的社会组织应当是政府的助手而非对手。环境保护、收入分配调整和增加就业均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职责，但是一些社会组织却主动背起了政府包袱。民间组织并非一定就是逐利的，经济水平提高后人们也有奉献社会的需要。

　　总之，释放市场约束，让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厂商和社会组织来自己做出决策，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途径。

　　□吕冰洋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本版稿件统筹 新京报记者 李蕾 插图 师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