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国：“保增长”保的是什么？

　　从失业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产能过剩等几个方面分析，保增长这个说法值得讨论。对经济增速的预期受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影响大，其实我们的速度并不低。

　　出台“刺激”政策保增长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从基础设施建设、减税以及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上保证增长潜力。

　　徐建国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入选学者。1975年出生，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并曾先后担任香港大学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金融学助教授。

　　已出版学术专著有《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与结构问题研究》，并在多家国内外媒体和刊物上发表经济评论20余篇。曾参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融资问题研究、城乡统筹改革试点研究、财政部咨询课题等多项研究项目。先后获得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加拿大政府的研究奖，并于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基金。

　　刚刚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中，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到7.5%，环比增长6.8%，为近年来的最低速度，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都进一步下滑。一时间，经济很冷、下半年将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纷纷出台，保增长，或者稍微含蓄一点的说法，稳增长，又成了经济评论的主旋律。

　　面对超过7%的经济增长率，保增长保的是什么？既然说保增长，那就是说现在的速度低了，那么增长率到底多少算是合适？

　　我们的速度并不低

　　评判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客观标准是经济中资源是否得到充分使用，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失业率。劳动力是经济中的最重要资源，倘若存在显著的失业现象，则说明经济活动低于潜在能够达到的水平，或者说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速度。那么，现在存在大量的失业吗？农民工的工资还在涨，大学生就业压力严重，看起来是一组矛盾的现象。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大学生就业不能只看毕业季。一开始天之骄子们的期望很高，没找到心仪的工作，随着时间而不断调整期望值，慢慢就融入就业大军了。很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并不存在大量的失业。

　　当然，经济增速慢一些，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会随之慢一些。重要的是，数据显示经济增速慢的时候，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少一些，也就是居民收入的份额还会上升。比如，刚刚过去的二季度，GDP增速是7.5%，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分别是6.5%和9.2%，平均为7.85%，超过GDP的增速，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了。倘若说调结构，似乎速度慢一点结构就调整过来了。

　　那么产能过剩是怎么回事？产能过剩可以看作是“非人力资源”的“失业”，那么是否应该算作是经济没有达到潜在增速的一个证据？答案是要看这些产能是怎么来的。如果过剩的产能是过快扩张时期留下的，现在没有市场需求，那说明是投资错误，不应算作应该挽救的“失业”。

　　那么，倘若没有显著的失业现象，根据什么说现在的速度低？说现在的速度低，大概是和前几年的速度比，2007年最高的时候超过14%，现在降了一半左右，当然是低得多了。可是，没有哪一条道理说14%的速度是应该维持下去的，何况单纯追求速度的副作用已经很明显了。

　　心理学上有一条规律叫做保守性调整，是说人们的预期调整起来偏慢，而且往往以过去的经验为起始点进行调整。这一条规律被应用到经济学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适应性预期，说的是人们的预期随着新近的经验慢慢调整。看起来，我们对于经济增速的预期，受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影响很大。可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比，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们的速度不但不低，而且应该说很高。

　　松货币是把问题留给未来

　　倘若现在出台“刺激政策”“保增长”，我们应该预期什么样的结果？那要看出什么样的政策。

　　第一种可能性是像以前一样松货币，那么就是回到了以前粗放经营的老路，继续把问题留给未来。这样的保增长，其实保的是以前的错误，保的是无效的投资，保的是一些人的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所幸的是，看起来本届政府没有意愿继续保这样的增长。不太清楚的是，在经济速度下行的压力下，决策者能否依然保持清晰连贯的思路。

　　2008年底的4万亿投资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当初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出台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算错，40多美元买石油怎么看都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好买卖。可是，花钱和乱花钱是两码事，仓促之间上马很多项目，发改委想不犯错大概也很难。回头看，世界经济回调本来也是我们调整的好时机，当时经济的基本面非常好，危机本来是机会，只可惜错过了。

　　第二种办法是适度增加一些财政支出，选择一些项目进行投资，边际上增加经济增速，或者缓解增速下滑的速度。一个可以类比的情况，是1998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开始修高速公路，拉动一些需求，也为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那么现在修什么？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城市地下系统的改造，可能都是可以考虑的方向。不管愿不愿意，未来城市化的趋势是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提早准备，进一步提高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承载能力，看起来是一个不会错的大方向。另外，高铁网在经济发达地区看来是值得做、经济上可行的投资，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进一步修筑高速铁路网。需要改进的，是项目的评估和管理，提高投资效率。

　　还有一种办法，是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税收。现在企业的负担很重，盈利很难，减点税应该是个办法，比如增值税的税率可以逐步降一点。未来的财税方向，应该是逐步用财产性税收替代流转环节的税收，减少税收的扭曲作用。

　　现在已无“刺激”空间

　　最根本的稳增长策略，其实是推进一些基本的制度改革。比如说农业，不促进合理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农业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已经是迫切的大事。再比如，经济长期增长靠人，流浪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几亿农民工，因为没有稳定预期而损失的人力资本积累，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浪费。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不仅进城务工，还要能够安居乐业，是关系到未来增长潜力的头等大事。

　　回到出台“刺激政策”“保增长”的讨论。其实我并不反感刺激这个词，联想到的是早晨起床后的第一杯咖啡。可是常喝咖啡的人都知道，工作一整天甚至连续加班以后，喝咖啡是没什么用的。

　　现在的经济，其实“刺激”的空间并不大。倘若一定要采取什么措施，不妨讨论得具体一些，就事论事。该修路的地方修路，该修地铁的地方修地铁，该旧城改造的地方旧城改造，不要泛泛谈什么保“增长”了。泛泛而谈，最后连保的是什么都不清楚。

　　□徐建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本版稿件统筹 新京报记者 李蕾 插图 师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