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期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

　　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社会各界抱有很大希望但也不容乐观。各界社会精英都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讨论，为之呼吁，发出改革的“正能量”。

　　同时，方案的制订过程应扩大社会参与，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等都是可行且必要的方法。

　　眼下，社会各界都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这次会议将提出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从历史经验看，这样的期盼是不难理解的：1978年的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1993年的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关键一跃。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十年的“顶层设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指出，“改革走到今天，问题千头万绪，眉毛胡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那么，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应该聚焦哪些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意味着什么？

　　推进五大领域改革

　　拟订合理的改革方案，必须从分析问题入手。笔者以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挑战可以归结为：

　　1.在欧美经济去杠杆化、四万亿刺激效应消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衰减；

　　2.受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影响，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膨胀压力难解；

　　3.与房地产息息相关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堪忧；

　　4.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

　　5.腐败现象常态化，房叔表叔遍地开花；

　　6.环境污染触目惊心、食品安全备受关注；

　　7.金融领域出现民众“投资难”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的局面，进而导致影子银行发展酝酿金融风险。

　　从以上社会矛盾与挑战、体制性因素出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首先应该是全方面的改革。局部的改革既难以单兵突进，也不足于唤起公众对改革的信心。

　　为此，建议考虑下列五大领域的改革任务：

　　首先是金融改革：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消除资金供求关系的扭曲，以资金价格杠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尽快实现IPO审批制向注册制的转变，扩大直接融资，同时加强监管拯救市场“三公”原则；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银行，让银行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

　　其次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取消行政审批权，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松绑，最终应撤销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发改委；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弱化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瘦身，以减少公共资源的消耗。

　　第三是财政改革：借鉴“供给学派”观点，通过全面减税激发“拉弗曲线效应”；建立人大对政府的实质性约束和制衡机制，推进财政民主；提高财政透明度，倒逼“三公经费”下降。

　　第四是国企改革：执行《反垄断法》，破除央企的垄断地位，实现所有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深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降低国企中的国有股份比重，从70％左右的持股比例降低至30％左右，并把减持的股份用于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第五是社会改革：开征遗产税，适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渐进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城镇化消除制度障碍；改革计划生育制度，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扩大媒体监督，形成改革的公众压力；通过财产公示、政府放权、人大制衡、公众监督，实现制度反腐的突破。

　　金改应成为突破口

　　上述改革内容，有的已经讨论比较充分（如利率市场化），有的中央已经明确表态（例如允许开办民营银行、减少至少1/3的审批权、公务员人数只减不增），有的问题讨论还不够深入（例如财政民主）。

　　此外，有的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以国企改革为例，有的观点认为国企现在已经成了效率和影响力的代名词，无需大的改革；有的则认为国企的高利润来源于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垄断地位，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与改革内容同样重要的是改革速度，必须有紧迫感。如果改革进展过于迟缓，也是没有意义的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务院在2005年和2010年分别出台了关于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新36条，但至今没有真正得到落实。

　　在全方面的改革议程中，金融改革应成为突破口。首先，金融乃市场经济的血液，长期存在的金融管制与货币超发的问题，不仅积累了金融风险，也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功能异化，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其次，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银行业对民营资本的限制、IPO从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可以立即启动，条件已基本具备。

　　意识障碍亟待突破

　　对于经济改革方案，社会各界抱有很大希望但也不容乐观。

　　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国企改革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共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但这样的改革进展并不如意，国企现代企业制度形似而神不似，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国企遍地开花。国企改革需要观念突破。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1946年给国民政府写信说，“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误入歧途，虽千方百计，终难平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

　　面对如此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国企改革至今却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羁绊，令人痛心疾首。

　　改革方案的出台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各界社会精英都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方案的讨论，为之呼吁，发出改革的“正能量”。同时，方案的制定过程应扩大社会参与，专家论证、公众听证会等都是可行且必要的方法。

　　□刘胜军（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刘胜军 新京报2013“中国青年经济学人”入选学者。生于1974年，经济学博士，现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曾任职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著有《谁伤了你的幸福：变革时代的纠结、迷惘与不公》、《管理的力量：中国挑战的制度求解》等著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转型、宏观经济、中国金融、国际金融、收购兼并，以及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问题。

　　□本版稿件统筹 新京报记者 杨万国 插图 师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