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职员高星5年田野调查乡土手工艺,不为抢救,只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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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手工艺》出到第三本了,这本图文集呈现的是中国手工艺个案。作者高星为某保险公司职员,也是一位诗人,他对乡土的认识,进入手工艺人生活现场的方式,对手工艺的寻找和再现,同样是一种个案,却也承载着更多相通的历史人文记忆。
调查感触
“有名的手工艺,很多已经商业化”
高星本人并非民俗专业的学者。最初的时候,他只是帮朋友的手工艺照片配文字,后来干脆自己动手,拍照片,写文章,开始了以民间手工艺为主题的调查、写作。
今年51岁的高星在保险公司上班,他利用出差机会或业余时间,去往全国各地调查。出发前,他会搜寻目的地的文史资料,包括县志等,“事先做功课,不是特意去寻找那些出名的手工艺,而是要操作性强,顺带着做”。在他看来,“有名的地方,有名的手工艺,很多已经商业化,变成旅游节目了”。
在公司,同事们都知道他“喜欢做这些事情”,但能理解他的人不多。“喝酒的时候,大家很热情,一听要去拍什么东西,就不去了。”
2004年,《中国乡土手工艺》第一册出版,两年后,续篇再次出版。到了第三册,之前的出版商不愿意再投资,理由是“书市不景气,可能卖不动”。直到一个朋友提供数万元赞助,《中国乡土手工艺》第三册才难产而出。
这本书辑录了做年糕、黄酱、粉条,制作普洱茶、葡萄酒、烟叶,以及织锦、地毯、铜、锡、玉器等45个民间乡土手工艺个案,主要集中在吃、穿、用、玩等非工艺品类的生活工艺上。“我关心的,是和日常生活贴近的东西。”高星说。
工艺现状
“做假酒,才用手工”
高星坦承,历时五年采写“中国乡土手工艺”,并不是要挽救手工艺,而只是记录。“我不是特别看好它们会流传下去。”他以手工做醋为例,一瓶醋几块钱,出门就能买到,手工熬制醋付出的劳动要多得多,而且只能自给自足,没人愿意手工做醋了。
有时候,高星去实地走访,一些手工艺的家伙什还在,“落满了尘土”。以前靠这门手艺维持生活的人,只能“朝我比划比划”,当问到手艺的未来,回答成为了一种“定式”:“孩子不做了,在城里混呢。”
高星还发现了另外一些矛盾。“比如手工做豆腐,村里人爱吃,它味道好。可是,人家不让拍照,为什么呢?不太干净,在湖边做,苍蝇四处飞。”相比之下,机器做出来的豆腐更为干净。
这里还有充满悖论的场景。在绍兴采写手工制作黄酒工艺时,高星看到的绝大多数工厂都是流水线作业,“贴商标都是机器操作”。最后,在乡下一家小作坊,他发现了手工制作黄酒,但出售前,这家小作坊要贴上知名商家的商标。“做假酒,才用手工。”说完,高星笑了笑。
诗人视角
老头那种说不出来的孤独……
高星需要了解整个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中国乡土手工艺》第三册里,收藏了每一种手工艺的制作方法,图文并茂地展现制作步骤,“这对手工艺传播有好处。”
在采写时,诗人身份也给他提供了独特视角,带给他更多触动。“比如说,老头在看电视,那种说不出来的孤独,儿子在打扑克,一种简单的娱乐,他们同处一屋,手工艺人整个的生存状态都在这个场景里了。”
高星不认为书中的手工艺能真正振兴,而是会逐渐消亡,成为一种历史。“这种消亡状态里的凄凉,与我写诗、我喜欢秋天有关,我把它们记录下来,是为了让别人能感受得到。”他想了想,对记者说。
■ 个案节选
职业:磨刀 姓名:隋红恩
性别:男 籍贯:河北衡水
年龄:54岁
采访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甲79号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23日
隋红恩一直陪母亲过日子,1989年还得过一场大病。他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凑点钱盖了房,才最终“寻了人”,意思是正式结婚。
他的兄弟们全都各顾各的,谁也帮不上。相互之间“恼坏了”,他有时出门磨刀在外,家中的地也没人帮助种,庄家也没人帮忙收。
隋红恩磨刀还去过济南、天津等地。去济南时他扛着磨刀的凳子坐火车去的,扛了几天凳子后,挣了钱,才又在当地买的自行车。
到北京,他是从老家一直骑自行车过来的,在五棵松一带,家乡的几个人结伴合租了一间平房,平时四处走街串巷。磨一把刀三块钱,一般一天下来挣个十块,二十块,星期日挣得多点,或者赶上幼儿园、饭店的大活儿。他说北京有时太欺负人,有一次在一个小区磨刀,保安说他吆喝声太大,吵了居民休息,上来就将他打倒在地,照他胸口一脚,他爬起来,便报了警,保安最终给他报销了看伤的医药费。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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