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增长问题

　　新京报主办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论坛”于7月24日下午在北京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以及四名青年经济学家徐建国、张茉楠、吕冰洋、范剑勇参与了第一个分论坛的讨论，该论坛主题为“行政放权与改革红利”。

　　论坛上，经济学家围绕改革的突破口各抒己见。华生表示，中国回避不了增长问题，什么改革释放的红利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决策者最想知道的答案。华生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宋晓梧补充华生的观点认为，未来改革的主线是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应该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为主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剑勇表示，与土地有关的一切收入应首先用于补偿农民工；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认为，当前改革难度最大的是财政领域改革，这也是整个改革的突破口。

　　“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回避不了增长问题，目前什么改革释放的红利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决策者最想知道的答案。华生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改革的突破口。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GDP上半年的增速为7.6%，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

　　华生认为，中国回避不了增长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谈话中讲到，经济增长不能超出“下限”，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有底线的。

　　“我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每年保持1%-2%的增速就可以了，我们不行，不然就会永远落后。”华生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底线在7%。

　　华生称，我们现在意识到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增长问题，而不是其他刺激的办法。用什么样的改革释放的红利，能够维持中国经济今后持续稳定增长，是决策者最想知道的答案。华生认为，新一届政府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关键在于怎么做。

　　“简单行政放权不能实现目标”

　　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行政放权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对此，华生认为，行政放权当然需要，但简单行政放权不能实现目标。

　　“批评政府很容易，如果政府放权问题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决策层也会下这个决心。”华生认为，简单的放权不能实现目标。

　　华生表示，1984年莫干山会议是从农村改革刚刚进入城市改革，当时中央最难的问题，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时主要面临的是价格问题。会议讨论的是如何在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不出现大滑坡的情况下推动改革。

　　华生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这是抓住了稳定增长以及改革的关键。但问题是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搞的是旧城镇化，如何搞新型城镇化是关键。

　　“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主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论坛上表示，未来改革的主线是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应该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为主线。

　　宋晓梧表示，未来改革要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转到政府职能改变这条主线上，改革应该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为主线。

　　宋晓梧称，国有企业改革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有很多问题很难涵盖，比如土地，城镇化、农民的问题等。

　　“国有企业改革在当时情况下也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办得像政府附属物，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要让企业变成独立的主体。”宋晓梧认为，与当时的改革相比，现在的改革形成另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非常严重。

　　宋晓梧说，有些观点认为，把政府办得像企业，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是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密码之一。并把这个作为正面的经验肯定下来，提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维的市场经济体制。

　　宋晓梧表示，把地方政府作为一维没有划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看到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危害，未来改革是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土地、价格、收入分配等都需要理清政府应当如何在其中发挥正确的作用。

　　■ 观点

　　范剑勇 当前改革要补偿农民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范剑勇表示，当前的改革要补偿农民工，与土地有关的一切税费和出让金应首先用于补偿农民工。

　　范剑勇表示，新型城镇化政策手段和目标目前都是混乱的。旧的城镇化模式也没有剖析清楚，旧的城镇化模式引发了环境污染，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而一系列宏观经济的波动在本质上是因为旧的城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没有剖析清楚。

　　“目前的体制我把它命名为‘争宠’体制，形象说就是每个妃子都想争宠。”范剑勇评价地方政府体制时说。他认为中国的矛盾在于体制方面，体制酿成现在宏观经济改革不顺利，改革进入深水区。

　　范剑勇认为，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导向导致他们不可能把地方资源覆盖到流动人口身上，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向公民社会更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他建议，土地出让或者房地产开发的税收等与土地有关的收入，应用于补偿给农民工。

　　徐建国 改革应该稳扎稳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建国在论坛上表示，近日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提到的经济“上限”和“下限”，按照其理解，就是经济能够支撑的速度。目前尚未出现高通胀和大规模的失业现象，说明经济增速相对在合理的范围内，边际做一些细致的调整就可以了。

　　徐建国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时抓住价格问题就能带动很多领域的改革。但现在想主抓一项改革没那么简单。

　　“现在确定一个改革领域没有那么容易，快了急了就容易犯错误，做错概率比较大。比如，现在问题不是修不修基础设施，而是在什么地方修什么样的设施，考虑比较细。”在徐建国看来，复杂的经济关系中，改革不应该那么快，应该慢一点，稳扎稳打，在细节上做足。

　　从改革方面来看，徐建国表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是政府变革的机会，有困难才会想到改变。

　　“具体的改变上，发货币这种粗放型方式副作用也很大。减税方面也要慢慢变化，不能一刀切。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会做一些看起来大方向对的投资，但可能会面临投资管理效率的问题。”他说。

　　张茉楠 改革的过程是放权的过程

　　国家信息中心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在论坛上表示，中国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是放权的过程。但现在看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改革不彻底。

　　张茉楠表示，放权过程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比如很多国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让民间资本进入；另一个放权在政府体制内，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地方政府有决策权和自主权。

　　她认为，很多经营决策权尽管下放到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还是政府决策，并没有市场化分散化的决策让企业和居民自主行使权利。

　　同时，地方政府不享有真正的税收权，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事权下放之后大量的财权由中央政府控制，事权是由地方政府承担。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开辟新财源，比如说土地财政和预算外的财政。

　　张茉楠认为，地方政府变相控制金融资源，一方面造成对民营资本的挤压，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造成了区域间的壁垒，恶性竞争，都因为整个财政分权过程当中不彻底造成的。金融改革方面，张茉楠称，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在事权、金融权和财权的改革上应该彻底下放。

　　吕冰洋 财税领域改革难度最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在论坛上表示，当前改革难度最大的是财政领域改革，改革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历来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大问题。吕冰洋表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处理关系的指导原则是促进分权制衡。他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太多而财权太少。

　　吕冰洋认为，事权应该上移，部分地方政府事权上归中央政府。这与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观点基本一致。

　　但吕冰洋认为有些改革做得太快，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虽然营改增促进了服务业发展，但也产生了一定的问题，比如因为中国税收分成制度，改征增值税后无法保证地方财力。在地方主体税种方面，他建议考虑商品税方面的改革。

　　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外，吕冰洋认为，还应当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分散决策。

　　吕冰洋表示，财税领域一个支出一个收入，如果改革得当，将促进良性循环，有利于收入分配，有利于规范社会秩序等目标。

　　B04-B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蕾 B04-B0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赵亢 李冬 王叔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