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1)

　　过去一年中，在书评周刊的编辑会上，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出现过好多次。我们当然并不认为中国缺乏城市的书写者，当我们讨论当代“城市文学”时，我们谈到了王安忆、陈丹燕等人笔下的上海，王朔、叶广芩笔下的北京，池莉笔下的武汉和迟子建笔下的哈尔滨，他们构筑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阅读记忆。但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相比“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对微小的，它的声音是相对薄弱的。而对照当今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事实，越来越多人正离开乡村、在“城市”这一生存空间上演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对于这一时代最剧烈且最具普遍性的变化，并没有做出足够及时、丰富和有力的回应。

　　当我们看到薛忆沩打着“深圳人系列小说”旗号的短篇集《出租车司机》时，我们自动调动起了阅读经验中有关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或白先勇《台北人》的存储，它们同样有着为一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代言的宏大视野。而薛忆沩的小说，也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打量“城市文学”，思考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的良好契机——有关它的定义、它的本质、它的历史、它在现下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或缺席，以及与它相关的诸多误解……

　　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它无疑应被纳入“城市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它又确凿无疑地与我们惯常理解的“城市文学”产生差参。在“深圳人系列”中，薛忆沩极少提到在众多“城市书写”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地标，也回避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记忆。在此，“深圳”成为一个面目不清的场所和背景，成为一种制造压迫和不安的来源，成为一个让作家笔下的许多小说主人公想要逃离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些以深圳为背景的小说虽然并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一个明确地域的深圳，但它们却无疑帮助我们理解了“精神上”的深圳——这个精神上的深圳和当下中国的许多城市有着如此强大的相似性，它足以成为任何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每天吸纳着无数移民却并没有很好地承接他们、让他们找到精神皈依的当代中国城市的缩影。

　　本期，我们围绕“城市文学”的主题，刊发了作家薛忆沩的专访以及《出租车司机》的评论文章，记者还就此采访了上海作家陈丹燕，北京“中生代”作家苗炜以及文学研究者丛治辰。当他们谈论“城市文学”时，他们谈到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历史维度上的城市以及精神向度上的城市。作家和评论者们共同意识到，文学的最终出路是返回单个人的内心世界，这“内心世界”的复杂风景，为环境和时代所局限，也在寻求突破环境局限的努力中，呈现出动人的千姿百态。

　　【对话薛忆沩】

　　关于《出租车司机》 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

　　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

　　《新京报》：你在一篇文章里称“深圳人”系列小说是你“用十六年时间孕育而成的十二胞胎”。在完成这次奇特的分娩后，你有些什么感受？

　　薛忆沩：十六年前，当《出租车司机》（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作品）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登出来之后不久，我接到一位权威小说选刊编辑的电话。他称赞很少见到作品能够将“城市”写得那么有“诗意”。他说他想选用这篇小说。他用的“城市”和“诗意”这两个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三个星期之后，这位编辑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小说没有选上，因为杂志的二审说“看不懂”。对一个羽翼未丰的写作者来说，这权威的“不懂”当然会引起高度的警觉。我当然要去想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城市”还是出在“诗意”，或者是出在“城市的诗意”？我没有想通，所以我没有退缩。三年之后，一个小小的电脑操作错误让《出租车司机》通过《天涯》杂志再次面世。奇迹接踵而至：它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当然也包括了那家选刊）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用。突然之间，所有人都看懂了“城市的诗意”！这真是神奇的进化。后来，“深圳人”系列小说陆陆续续刊出，一路上叫好声不断。最后的一篇《神童》是在今年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刊出的。我有时候觉得，“深圳人”系列小说这十六年的市场反映是一个社会学的案例，它从审美趣味这个特殊的角度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文学作品的命运是写作者与阅读者较量的结果。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出租车司机》做小说集的书名？

　　薛忆沩：《出租车司机》是“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第一篇作品，也是其中最出名的作品，它当然最适合做小说集的书名。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出租车司机”这充满悖论的职业隐喻了“深圳人”的共同身份，很能够表现那座无根的城市的特点。出租车每天都在城市的迷宫里穿梭，它不断接近街景，又不断抛弃街景，它与城市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出租车没有固定的目的地。它总是在等待着下一个目的地，再下一个目的地。出租车司机表面上掌握着方向盘，实际上他却无法主宰出租车的方向。在短篇小说《出租车司机》中，忧伤的主人公是通过逃离城市和职业来逃离“出租车”设定的这些悖论的。

　　关于深圳 在地标和历史贫乏的城市，只有关注普通人的内心

　　“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

　　《新京报》：我知道，在全部作品中，除了《出租车司机》一篇属于“在场写作”之外，其他作品都是在远离深圳，甚至远离中国的地方完成的。那么，你为什么还执着地将小说的空间圈定在深圳呢？

　　薛忆沩：首先，所有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在场经验。如果我没有在八十年代末定居深圳，如果我没有十三年的深圳经验，“深圳人”系列小说不会成为我的创作业绩中一个板块。要知道，小说集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们不是媒体上歌颂的改革者和弄潮儿，他们是我在深圳遇见的普通人。他们的叹息和迷惘惊动了我的感觉，刻画了我的记忆。是的，我在2012年初离开了那座城市，随后的十年在那里的停留累计不到两个月，但是，我的在场经验并没有中断：我与深圳还保持着松散的联系。深圳的报纸上还不时会出现我的近照和动向，我还曾经为那里的报纸写过一年的专栏。而远离让我用记忆去打磨从前的在场经验。那些原型通过这种打磨获得了美学的形式。那些摇摆在我记忆中的深圳渐渐凝固成了文学中的“深圳人”。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没有呈现一般城市写作容易堆砌的城市地标或者城市的历史，它们关注普通人物的内心，用你的话是关注“个人情绪的震颤”，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视角？

　　薛忆沩：“地标”通常是语义贫乏的符号，是对城市的简化，就像荣誉是对生活的简化一样。更何况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地标”通常都带有快餐的风味，深圳的历史也缺乏冲突和痛感，没有触及灵魂的参照性。关注人物的内心是我全部作品的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呈现“深圳人”似乎更是得天独厚。“个人情绪的震颤”是所谓新现象学的说法。当生活面临着转机或者危机的时候，人的内心会有各种奇特的反应。这些反应是观看生活、认识生活的最佳角度。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成语，这可以说是“乘人之危”。

　　（下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