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2)

　　（上接C03版）

　　关于“城市文学”

　　中国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

　　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城市文学”这样的一个概念？

　　薛忆沩：我不喜欢这个概念，尽管现在经常听到人说中国文学正在转向，转向“城市文学”，甚至还经常听到人说我的作品是这种转向的代表之一。我不喜欢这个概念。我不喜欢给文学加上地域、职业或者性别的定语。所有那些定语都是狭隘和霸道的，它们轻则是学术的花招，重则是政治和集团的偏见。鲁迅的文学属于哪一种文学？托尼·莫里森的文学又属于哪一种文学？文学是对人生存状况的认知和呈现，地域等等只是它的外延，不是它的内涵。人才是文学之本。“城市文学”就像“乡土文学”一样，一旦成为时髦，成为主流，成为文艺政策扶持的对象，就很容易丧失它的同情心和辨别力。文学是孤独的事业。文学风格是写作者的财富和气质。重要的是要坚持个人的风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我看来，文学永远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去认识人，寻找人，发现人。而指引写作者的罗盘必须具备三种“原件”：考究的美学，批判的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应该将那些多余的概念统统扔掉。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的中国文学与城市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跟不上中国城市的发展，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薛忆沩：中国的城市发展如此之快，文学怎么可能跟得上？……有不少的统计数据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了，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与农业人口持平了。因此，大家也就开始关心起中国文学的“城市化”问题。其实中国文学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只是这种“开始”在“乡土文学”受官方保护和学术偏爱的年代不容易被读者看到。以我自己的《遗弃》为例，那应该就是一部有强烈城市意识的作品。现在大家每天都在热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给中国带来的问题：空气的问题、饮水的问题、食品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医疗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4年前出版的《遗弃》里都已经暴露出来了。……我相信，《遗弃》并不是个案。我相信，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有更多的写作者就写下了思考和反省“城市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只是它们不够幸运，没有能像《遗弃》那样在“城市化”的狂潮中留下痕迹。《遗弃》本身也是被冷落了许多年之后才被读者看到的。我想，问题还是要从体制上去看。如果我们的文学体制诚恳地保护创作的自由，文学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辨别力。文学就不仅会跟上时代的发展，甚至还能引导时代的发展。

　　城市的悖论

　　我的作品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

　　“深圳人”系列小说中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

　　《新京报》：“深圳人”系列小说将你对城市的感觉更彻底地呈现了出来。你怎样理解城市的特性？

　　薛忆沩：城市本来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安全和乐趣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现在却变得很不方便、极不安全、也了无乐趣了。它成了生活的污染源，精神的压力源。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悖论，它强化了历史的荒谬感和人的异化感。“深圳人”系列看到了城市给人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最突出的包括《小贩》和《神童》两篇。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选择“遗弃”。城市的悖论不可能解决，只可能逃避。

　　《新京报》：本雅明有提及过，就是文学对于城市的叙述在本质上都是反城市化进程的，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薛忆沩：我当然认同这个观点。“深圳人”系列小说就是我的认同。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带有浓厚的“怀旧”情绪，都像是城市生活的挽歌。几乎所有的“深圳人”都在想要逃离自己的城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离自己的城市。这个观点肯定了文学的批判功能。

　　《新京报》：在你的阅读视野内，让你印象深刻的关于城市的书写作品有哪些？

　　薛忆沩：首先要提的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在我看来，那是关于所有城市的“必读书”。它激起了我写作“深圳人”系列小说的野心。当然还有他的《尤利西斯》，我从那里知道了城市与个人关系的许多奥秘，比如广场和卧室是城市生活的两个最极端的空间。高端的广场代表的是历史的抉择，低端的卧室代表的是个人的困惑。《尤利西斯》最后死守住的是低端的卧室。“深圳人”系列小说同样遵循类似的立场。当然还有许多的随笔作品，如本雅明的那些作品。当然还有布罗茨基。他的《一座被更名的城市的指南》对彼得堡（列宁格勒）地标和历史批判可以“拿来”，值得“拿来”。“更名”是饱经浩劫的中国读者熟悉的革命手段，现在又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商业行为。它对一座城市心理的伤害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反映出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