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 城市文学 City iterature

　　城市中的人都是有限沟通

　　在很早完成城市化的其他国家，城市文学不会是一个鲜明的印记，而中国之所以分得这么明显，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乡村文学在那里对抗。有人为黄河边的中国呕心沥血，但看不到有人为城市做同样艰苦而重要的工作，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太平洋边上的上海，远远不及黄河边的中国重要。

　　城市文学写什么？

　　中国的城市文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描写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文学，还有一种是描写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文学。后一种形态的城市写作，以为在写城市，但其实是写一种物质的欲望。像当年那本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写上海的书，对于在上海生活多年的人看来，这本书叙述的更像一个小市镇的孩子到大城市看到并追逐物质的经历。当然，这个过程，抽离好恶来看，也非常有趣。它写出了中国当下的一种现实，农村萎缩，农民进城成为新的城市人，田园价值观崩溃，失去根的人来到城市，首先接触到城市的物质，然后要面临一些文明的冲突。在乡村，没有市民的公共空间，他不需要遵守市民公共道德，但是到了城市，就不同了。换一个角度去看，这种城市写作也很有趣，是一种历史的进程。

　　茅盾写《子夜》，尽管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在我看来，它也属于成熟的城市文学的体系，因为它在写城市由什么的人构成，它的金融系统怎么运作，等等。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单就上海而言，城市化停顿了很多年，这个停顿的过程中，城市是要向农村看齐的，都市的气氛被当做是反动的，农村的价值体系是革命的，直到后来，才有所平复。所以九十年代出现的城市题材作品，会触及怀旧，因为这个城市的形态曾经衰退，如今再出发，自然会以过去为参照物。其实，上海城市文学中的怀旧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就已经开始。我以为对城市的追忆，是承接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描写和表达的最自然的抒发。

　　另外，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天香》，金宇澄的《繁花》也都是有意思的城市文学的文本。有个年轻作家，路内写的《云中人》在我看来，它反映出的精神也是非常城市化的，在城市中，年轻人群体其实是被都市文明挤压得很厉害的一个群体，他们特有的颓废和彷徨感是一种典型的都市青年的状态之一，很像三十年代，巴金、丁玲、茅盾、施蛰存、刘呐鸥等人笔下的青年主人公，被挤压，非常愤怒。其实我们的城市文学还是有承接，有传统，有发展的。只是不够强大。

　　相比，那些着笔于物欲和商业层面的写作更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东西，他们即使每个字都在写我是上海，也称不上是成熟意义上的城市书写。成熟意义上的城市写作，是一种立足于工业世界观的写作，它不是田园的，而是工业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工业化，我写《成为和平饭店》的时候，慢慢发现故事里所有的人物关系都是工业的，经济的人物关系，他们都不能非常了解对方，个体是封闭，独立的，人和人之间，是在一种有限的，虚弱的沟通下，奋力寻找一种联系，几乎所有的城市文学，他们在描写人际关系时，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沟通都是不完整沟通。田园文明下对于自然的描写，也被替换成对于人造物以及对于被人造物所包围的人的描写，可以说工业性元素是城市文学最重要的基础。

　　中国城市文学缺什么？

　　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会有漫长的路。它一定要突破田园意识形态障碍，另外，对于城市文学，中国的作家也显然是准备不足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写作，受到很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的支持，而在中国，因为特殊的社会形态，国外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代表本土的现实，而产生于本土的城市调查，城市分析，城市哲学很少，更多是批判和田园哲学分析下的种种误解，总之，它是不被鼓励的。我们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农业国家，农业文明过于灿烂，这难免会影响到城市文明的发育，当然，任何一种文明不可能长生不老，面面俱到，它是会变化的。

　　当年曹锦清先生写《黄河边的中国》，带回成箱白酒去田野调查，上海的老市长汪道涵常请他去谈调查的情况，也给予许多切实的支持。他与我先生有许多讨论，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就发生在我家客厅里。我得以旁听。后来，我先生将这本书稿在他工作的出版社出版印行。他们确定书名时，正是晚饭后，我端茶给他们。他们问我，一个书名，两个词不能缺少，黄河，中国，书名如何才能起得好看？我随口说，那就是黄河边的中国，或者中国里的黄河。他们就笑。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关于城市的文学，在另一条路上

　　我有一阵住通州，每天开车走高速上班，在分岔口，会看见两个指示牌，一个指向北京，一个指向山海关，我开车，当然是朝北京方向走，但我觉得小说应该背道而驰，往山海关那个方向。现实是一条路，心里想着的另一条路是虚构。

　　“城市文学”可能是评论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对写作者来说，写作中会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写作，生活在乡村就会写乡村，生活在城市就会写城市，是很自然的。就我个人趣味来说，我不太喜欢现实主义小说，无论是写乡村的，譬如“陕军东征”那一批，譬如白鹿原，也不太喜欢描绘城市的小说。当然，也有喜欢的，譬如《莲花》，我就觉得挺好看。

　　生活在北京，也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完成对这个城市的一些认知。譬如老舍和王朔的作品，包括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种明褒暗贬，装傻充愣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非常市井气，是你对这个城市的一种认同。很多人的作品里，这种北京腔调非常强烈，但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还是避免北京腔调，会提醒自己别那么油滑，别那么毫无节制地聊。上海的一些作品中，我看过小白的《租界》和金宇澄的《繁花》，觉得有趣，特别是《繁花》，尽管我不懂上海话，用普通话读也挺有意思。我们这代人中很大一部分，不像老一辈和中国的土地有那样深的情感，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看萨特，弗洛伊德，会看外国小说，所以和土地没有那么深的连接，在我们这代人的精神生活里，他可能和尼采更有亲近感。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它是更高的精神生活的产物，更多要诉诸内心。

　　如果给城市文学下个定义

　　在中国，城市文学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由于乡土文学的传统太过于强大。针对乡土文学，才有城市文学，而实际上，如此抽象地讨论关于“城市”的文学是很可疑的。一个“城市文学”的概念，无论如何精辟，怎么可能既包容上海的十里洋场气派，又指涉北京的千年帝都韵致呢？

　　大家谈到城市文学，总是要以西方的文学传统为参照，会谈到波德莱尔，谈到巴尔扎克，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城市的传统与西方未必相同，而城市文学自然也不可一概论之。何况同一座城市，每时每刻也都在发生变化。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作为概念的城市文学，而是作为一个个文学现象的城市文学，是城市与文学具体而微的互动。

　　以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段历史时期来看，城市文学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为指导，书写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其次，是在新时期之后，一些具有独特城市文化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在其文学表达当中逐渐寻找和确认城市自身的历史渊源和主体身份；后来，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城市文学一方面大量书写欲望与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对于城市底层人群的书写，对于城市新居民的书写，都逐渐出现并成熟起来。

　　其实无需去向世界文学搜求，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多城市文学写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自己所在城市的独特精神面貌——尽管是以个人的理解，却成为读者们想象该城市的最佳入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参与铸造了该城市的文化。比如写北京的王朔、陈建功、刘心武、汪曾祺、叶广芩；写上海的王安忆；写武汉的池莉。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出很长，我不过是随手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