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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东:闻义赴难的抗战老兵

2013年08月02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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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6日,李昭东佩戴着“关爱老兵志愿者”送给他的抗战胜利纪念勋章。
7月16日,李昭东在老伴黄国英搀扶下走向阳台。他要在窗口向离开的拜访者挥手告别。
李昭东在抗战胜利时拍摄的照片,胸前佩戴着梅花奖章,照片背面有自己写的简介。
7月16日,妻子黄国英搀扶李昭东坐到沙发上。因年初感冒引发肺部感染,病好以后很少下楼出门。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当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时年19岁的学生兵李昭东是其中一员。打完淞沪,血战南京,四战长沙,保卫重庆,抗日战争中每一场重要的战役,都有李昭东的身影。

  1934年,16岁的李昭东,离开了北京通州的乡下老家,向南跋涉,越过黄河、淮河,来到汉口投奔一位富裕的亲属。

  他希望,能在此读书、娶妻,开拓新的生活。

  不过事与愿违,三年后的汉口,他撞见了征丁抗日的国民党部队。75年后,老人仍记得当时的场景:他瞪着拿绳子的两名国民党士兵吼道,“你不用拴我,拴我我不去,我自己去。”

  于是,这位揣着毛笔和墨盒的高中生开始了从未想过的抗战生活——在蹿腾着浓烟的荒野中,他看着战友成片成片死去;在满是瓦砾的南京城中,对着眼前蜂拥而上的日本军人,连连扣动扳机……

  最终,坚信“有死无退”的他,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少将。

  2013年,二月一个昏黄的午后。94岁的李昭东,在病床上握着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老张的手,不断哭。他担心“走”得太快,有太多的秘密,来不及说出。

  军人生涯

  李昭东的身体在慢慢恢复。

  一次老张和同伴在影视商店买了一套国军的仿制徽章,准备逗老爷子开心。

  捏起一对少将军衔的肩章,李昭东往自己的肩头比划了一下,然后对老张说,“你们这是假的,真的是纯金的。”

  李昭东是一名军人,自1937年至抗战结束,从重机枪连的班长开始,他与日军作战200多次。

  他扛着重机枪,在爆炸声中穿梭于抗日战区,从淞沪战役到保卫南京、从四战长沙到守卫重庆。

  他三次负伤,抗战胜利后,被授抗战胜利纪念章和梅花奖章。

  “刚开始还有点怕,到后来杀日本鬼子就像杀鸡一样。”左手伏膝,李昭东伸出右手在半空甩了一下,声音嘶哑,“打仗嘛,都杀红了眼,日本人不死,我们就得死。”

  抗战后期,李昭东被调往青年军二0二师,在此期间结识蒋氏父子。

  几十年后,李昭东说“那个年代,命运都不是自己掌握的”。

  李昭东的军人生涯结束于1949年的西南战役。

  战役的结局,是他的部队被解放军全歼。随后,李昭东被俘在四川一所军校接受改造。

  1950年,他以一个被俘国军士兵的身份与妻子黄国英结婚,相伴至今。“那时我是私营酒厂老板的女儿”,黄说,那个年代她和丈夫都不算好身份。

  如今,李昭东已经95岁,头发花白稀疏,妻子刚给他配了助听器。做过一次股骨头手术后,他只能在30多平米的小屋中扶着床沿或椅子缓缓挪步。

  左腿小腿上有好几处凹陷的小坑,很长时间里,那是已经远去的战争留给他仅有的纪念。

  “1943年吧,我在江西宜黄侦察日军阵地,炸弹就在跟前爆炸了。”俯身摩挲腿上的伤疤,李昭东轻描淡写,“这样的伤一共负过三次,活到今天是命大。”

  秘密

  多年的军旅生涯形成了李特有的性格,倔,善于隐藏秘密。

  李昭东倔,衣服要穿成套的,裤子不能带褶子,若是出门,上衣一定要扎进裤子。

  还有就是上了年纪,李昭东对自己多痰很恼火,黄国英常对他说,“吐地上就成,我给你擦”。老头儿一别头,不肯。老太太上火,“你老了有痰怎么办?”老头儿赌气说“咽下去!”

  李昭东善于隐藏秘密,他的妻子深有体会。

  比如,婚后一年,负责改造被俘国军的军校人员,把档案直接塞给了李昭东,让他回老家。

  路上,李看完自己的档案后,把它撕碎。

  从此,他的具体身份成谜,即便在文革也无人能够破解。

  “打死不承认呗。”还是端坐于沙发,李昭东笑了。

  “说我是反革命,我就说我是上战场打日本人了。”

  “文革中把我和老婆子分开审,在牛棚里逼着我交代,我还是啥都不说,老婆子也不知道,反正就这么过来了。”

  再比如,不管是挤在大杂院,还是文革中被赶回农村,或是在返城后分的这间30多平米的小屋里,李昭东都带着一个书柜在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书柜一直不让黄国英碰。

  文革中,黄国英撞见李昭东在家烧照片,仔细一看,都是他和蒋氏父子的合影。但是怎么追问,李昭东只说,“我当时是国民党的兵。”

  “我的事儿,她有好多不知道。”趁着黄国英去厨房忙活,李昭东悄悄说,“在那些年,她要知道,她得死,我也得死。”

  不说,是因为害怕吗?

  李昭东摇头,“有,不全是,跟我受的教育有关,当了10多年兵,学的都是不乱搭腔、不乱说话。”

  李昭东没有子女。淞沪战役,碰到下雨天,他扛着重机枪泡在齐腰深的战壕里打埋伏,落下了不育的毛病。

  闲暇时间多,摄影便成了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上年纪后,李又多了一个爱好,剪照片。就是把照片中人和周围的环境分离开,只留下人,再把不同的人拼贴到一个本子上。贴满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相册李昭东有六七本。

  只有一张翻拍的照片,被裁剪之后并没有和其他照片拼在一起,那是他唯一一张抗战时期的照片。1945年抗战胜利,李昭东在重庆被授予梅花奖章。

  如今,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李昭东就坐在床边,把之前粘好的照片撕下来、再粘贴、再撕下来、再粘贴,如此往复着打发时光。

  “他有点驼,家的沙发矮。我做了个厚实的靠垫,可他从来不用。” 黄国英说,靠垫塞在他背后,也不去倚,一定要端坐沙发上。

  临界点

  在婚后63年里,黄国英早已习惯了丈夫的寡言和固执,只有三件事例外。

  第一件事是,李昭东75岁那年突然和自己说要写回忆录。他想告诉大家发生在抗战时的一些真实故事。黄国英很快把丈夫的想法摁住了,“你一个国民党,写啥自传。”

  第二件事则是李昭东的自传虽然没写,但另一个奇怪的习惯则越来越强:在抗战书籍上写评论。

  在《淞沪大血战》一书上,李昭东写:这本书的事实是我亲身的经历,我看过此书,心里万分难过。

  “打仗时好多战友让我帮他们写家书,我就写很平安,结果信还没到家,战友就战死了。”

  “成片成片的死,啥叫血肉长城,我们是血肉长城。”坐在沙发上,李昭东用手拍自己的膝盖说,装备不如日本人,对方一扫射,几百号人十几分钟就打没了,可“有死无退,一拨一拨往上扑”。

  李昭东说,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坐起来就会想到那些战友们,“他们什么也没有等到。”

  当遇见描述与自己经历不符的书。老头只写两个字——“放屁”。

  最让黄国英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年初——寡言的丈夫爆发了。

  李昭东感冒引发肺炎,病来得很急。昏迷在病床上的李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李入院后,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老张来医院探望。

  探视中,老人紧紧抓着老张的手,深陷的眼窝里不断有泪水涌出。当时李还不能说话,就是不断地哭。黄国英没见过这阵势,结婚63年,她早习惯了老头儿说一不二的固执。

  黄国英起初觉得,膝下无儿女,老头儿约摸是平常太过寂寞,见志愿者们天天来,才感动落泪。不过随着丈夫身体逐渐康复,她才知道自己理解错了。

  李病愈后告诉了妻子和志愿者一个秘密。他说,其实自己是一名国民党少将。他还说,那次落泪是担心自己走得太急,有太多真相没法说出来。

  真相

  “时间怎么这么快呢?”坐在沙发上,虽脊背微弯,李昭东双手盖膝,还是标准的军人坐姿。

  他说,他们这些老兵也是为祖国做过贡献的,他活着的最大价值就是把他经历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他记得,1943年前后,自己伤愈后曾在重庆警卫营工作,近距离接触过蒋氏父子。“别的我不懂,但是当时都忙着打日本人呢,仗打不好,他是真着急啊。”

  病愈后的李昭东很期望跟来访者讲述什么,但年初的病,让很多事在他的脑海中已经褪色、模糊。

  问他抗战八年的经历、问他浴血奋战的场景、甚至问他因常年泡在水里打仗导致无法生育子女、问他在战场上失去的父亲和两任妻子,很多细节也都说不清了。连多次到家里拜访他的记者,转身也不认得了。

  但有两处,老人说起时眼里总是散出光来,并自顾自地多次重复。

  一处是,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民族危急存亡。

  彼时为应对日本侵略,“两丁抽一(家有两男子就要一个从军)、以充国军”,在汉口投奔亲戚的李昭东正好遇到征兵的人,为了防止兵丁中途逃跑,每三个被抓青年都用绳子拴在一起。

  “你不用拴我,拴我我不去,我自己去。”自此,刚上完高中的李昭东揣着毛笔和墨盒,上了战场。

  还有一处只是个大概场景,老人说不清楚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地点。记忆里,行军途中路过某个村庄,老百姓屋旁有一处水塘,里边有鱼。李昭东说,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军队的给养根本不够。

  “但没人去抓水塘的鱼。”每次提起,李昭东都要提高嗓门,“军队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要是抓鱼,会挨板子的。”

  在北京,志愿者们记录在案的抗战老兵不足30人。李昭东成了志愿者们最为挂心的一个。

  志愿者们给他带来了小屋里从来没有过的热闹,也带来了不少好消息。

  七月初,民政部回复有人大代表提出的关爱老兵的建议时,重申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与社会困难群众一样,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并可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民政部还建议各地党委、政府在重大节日邀请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参加并慰问。

  别人告诉他,“您是民族英雄,国家承认啦。”端坐在沙发上的李昭东神色平静。或许,对于一个95岁的老者来说,这一切已显得没有多么重要。

  抗战胜利68周年前夕,有志愿者给他送来6万8千块钱,李依然神色平静,没有过多言语。

  当志愿者起身离开,李昭东弓着腰,扶着床沿,挪到门口,说:“你们要常来。”

  “能活到今天确实不容易。”精神好的时候,李昭东会握着来访者的手喃喃,他非常喜欢年轻人,“国家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样的,你们还有大把时间了解。还有,我经历过的,你们都不用再经历了,这是好事。”然后一阵沉默,伴着因为衰老和痰液挤压胸腔而发出的喘息声。

  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抗战八年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我出生入死,流血流汗得到过抗日胜利纪念章和梅花奖章。现在我老了,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坐起来就会想到那些战友们,他们什么也没有等到。

  ——抗战老兵李昭东

  A20-A21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李锐嘉

  A20-A21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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