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方法要科学

　　近年来，以社会调查名义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较之学者此前的书斋研究，“用脚做学问”的方法显然不无现实意义。但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统计，显然不可过于随意。只有用科学的调查方法和统计，得出的结论才不至于与大部分公众的实际感受南辕北辙。就此，书评人唐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接连看了几本社会调查报告，即《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3）》《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2-2013）》《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

　　简化解读一份专业社会调查报告，确实不妥，但也应反思：如果不是相关数据太离奇，与人们经验相差甚远，为何会引起普遍质疑？调查者是否应从中吸取教训？

　　以《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3）》为例，称微博用户高中以下占74.88%，而据新浪微博2012年数据，80%用户受过高等教育，两者差距悬殊。中国微博用户总量为4.15亿，按该报告算，高中以下学历超3亿，据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4年6月数据显示，我国非农业人口高中以上学历达59.29%，城市人口相关比例更高，两者相加，目前我国城镇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全加起来也才3亿多，难道他们都上微博了？或者微博上还有一大批农村用户？

　　当下社会调查确实存在着种种问题，从《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中，也可见一斑。

　　从立场之争到方法之争

　　告别立场之争，回到方法之争，这是一个不断破除迷信的祛魅过程。

　　首先，要表达对作者张明澍的敬意。

　　民主是个敏感话题，各方立场判然，而社会调查的优点在于将“立场问题”转化为“方法问题”，从而给各方提供一个讨论的空间。

　　立场问题总是非黑即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能形成脆弱、暂时的共识，而方法问题则不同，它可以更多元，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回溯和检讨，不必一条道走到黑。

　　立场问题与方法问题的临界点，取决于人类理性的发展。换言之，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讨论禁区会越来越小，情绪化的因素亦越来越少，我们会更倾向于包容“异端”。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近代中国的失败并非道德因素或个人因素，而是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这是一条值得反省的意见。

　　告别立场之争，回到方法之争，这是一个不断破除迷信的祛魅过程，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持续的付出，张明澍坚持调查多年，令人敬佩。

　　定性研究还是定量分析

　　这个调查的数据不能支持结论。

　　然而，该报告瑕疵颇多，最大缺点在于混淆了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关系。

　　比如第一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吗》，设计了三个问题，分别是“民主好不好”、“中国民主好还是美国民主好”、“对中国民主的现状是否满意”。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从问题设计上看，左和右的选项过于偏颇，诱使人们选“中”。以“民主好不好”为例，五个选项为“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是不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其他；不清楚”，将“好”与“不好”之间异常丰富的意见用一个选项涵盖，有诱导之嫌。

　　其次，数据不能支持结论。民主好不好是常识问题，它取决于教育、训练和制度环境，如果在缺乏公共生活和公民道德实践背景下，靠什么判断民主好不好？这种左中右分野很可能是虚拟的，只能表明常识的水准，而非真实的立场。

　　虽然作者强调该调查是“研究性的、分析性的”，但颇以发现“中道”多而自得，反复建议肉食者谋之。且不论这个“中道”是否真实存在，就算它居于主流，难道就应放弃基本原则吗？按这个逻辑，现代民主在英国诞生时，只有6%的人有选举权。

　　民主好不好，需定性研究，用定量分析反对或修正它，和让全民投票表决牛顿定律是否正确，是同样的滑稽。

　　虚拟的中国文化色彩

　　以国人不善表决来猜测西方文化不善协商似乎值得商榷。

　　在其他章节中，出现了颇多概念错误。

　　在《民主是什么》一章中，作者提出“中国文化色彩的民主”。

　　在这里，作者刻意混淆了几个概念：

　　首先，现代民主是舶来品，“中国文化色彩的民主”是舶来民主的延伸形态，它与本地固有传统无关，可以随时代需要而调整。

　　在“协商还是表决”中，作者同样把协商赏给了中国文化，把表决看成是西方传统，这就有些精致的狡猾，在日常生活中，协商是最普遍、最基础的沟通方式，协商不成才会表决，表决多，说明程序意识强，以国人不善表决来猜测西方文化不善协商似乎值得商榷。

　　类似的乌龙问题，在问卷中还不少。

　　扭曲的问题意识

　　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好，难免会失去调查的问题意识。

　　数据之外，报告部分解读堪称雷人。

　　比如“书记做得对不对”一部分，说某干部犯罪，按法律应判10年，结果他走了后门，只判一年，书记找到法院要求从重处理，最终改判为10年。这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谁更优先的话题，不知为什么，作者又把追求结果正义看成“偏向中国文化”。

　　事实上，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都偏重结果正义，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程序正义才逐步凸显出来，仅仅重视结果正义既非中国特色，又与现代社会不匹配。

　　与1988年调查对比，今天人们如果只是更重视结果正义，体现出某种退步。然而，作者却礼赞为“回归”，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思想，比如回归到儒学传统，回归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用这种价值来解决当今中国甚至西方面临的问题。”

　　这段评论不仅为儒学泼了脏水，也与时代心态相距甚远。在贫富分化日趋拉大、腐败形势仍很严峻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浮躁情绪，推涨了对结果正义的崇拜，这与文化回归有何关系？把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说得如此自豪、骄傲，未免太不负责任。

　　社会调查本应致力于发现问题，可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好，难免会失去调查的问题意识。

　　该怎样做社会调查

　　知识生产的制度瓶颈始终未能突破，导致社会调查问题很多。

　　从看到的几份社会调查来说，几个问题值得反省：

　　首先，样本量不足，比如《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只收集了3000个样本，虽分四级城市，却没考虑东西区域差别，也没有考虑将近一半的“半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却没有户口）样本分布概率，影响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

　　第二，数据太少，以《金赛性学报告》为例，仅书后附录的专业表格就有120页，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多是短平快的，数据不足，人为解读空间大，从“指哪儿打哪儿”变成“打哪儿指哪儿”。

　　第三，大题目多，小而专的调查少，每本社会调查报告都有个宏大的方向，可读完却少有收获，一线调查者拿不出真正惊艳的东西，甚至给坐办公室的人以不出所料之感。

　　为什么社会调查会出现粗制滥造的倾向？因为知识生产的制度瓶颈始终未能突破，社会调查本应面对真问题，应有非官方的社会力量参与，可如果权力掌控了过多的资源，其他因素便会被排斥在外，相关研究很难独立展开。

　　现实是，许多社会调查项目并非研究人员出于专业兴趣主动想做，而是结论事先拟定，调查只是背书。这样的调查自然是数据不够逻辑凑。类似的调查多了，就会让人们丧失信心，从而进一步沉浸在靠感觉不靠实证、讲立场不讲方法的状态中。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