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北洋

　　近代中国历史，北洋时期或许最适合以“史话”的形式书写。“史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也不是道听途说的野史，而是一种通俗讲史的史著，侧重故事性、普及性和趣味性。北洋政府统治中国16年间，国家换了7位最高领导人，政府换了30余届正式内阁，发生了近300次大小战争，各种史实、掌故和趣事不胜枚举，其曲折和精彩程度，若不是用通俗的“史话”形式绝难恰如其分表达。关于北洋时期的“史话”著作，大陆方面当非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莫属，台湾方面最有名的当属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

　　丁中江在民国时期曾任《国民公报》、《新闻天地》记者，其后流亡香港，1962年被遣送到台湾，晚年担任中兴、文化大学教授及“考试院”委员，致力于两岸友好交流。大约在流亡香港期间，他写成《北洋军阀史话》，到台湾后在《大华晚报》逐日连载，结集后畅销不衰至今。丁中江在书中完整再现了从清末袁世凯练兵起家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炸身亡的全部史事，全景展示了那个风云动荡的年代。该书共二百万字，举凡北洋时期所有的内政外交、军事活动、人事纠葛、事件掌故基本收录，因此，用“一本书读懂北洋”来形容本书绝不为过。

　　□书评人 韩戍

　　史学亦如文学，是一门艺术，那种宣教主义的作品，往往只有时代价值而无历史价值，时过境迁便无人再读。丁中江其书，虽然已经距离写作半个世纪，丝毫没有过时之感。

　　释疑 “创造性的借鉴”

　　《北洋军阀史话》卷帙浩繁，就内容而言自然无大问题，唯独受诟病者，即认为此书与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高度雷同。如果说撰写同一时期的史事，情节一致在所难免，但若人物掌故雷同甚至多有原话，便不好解释。随捡第一卷中的王士珍冒名顶替、章太炎吉林上任、赵秉钧欺辱唐绍仪的三个故事，比较丁、陶两书可谓基本一致。陶菊隐书于1957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发行量巨大，是那个年代著名的历史读物。丁中江当时正在香港写作，1962年才将《北洋军阀史话》单篇发表，两年后才结集成书，应该是丁中江见到过陶书并“有所借鉴”。

　　但这似乎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似乎可以看做，陶菊隐提供了一个写作北洋史的范本，丁中江在其上添砖加瓦。陶菊隐书就事论事，对北洋之外的历史一笔带过，相当简略。丁中江书则不厌其烦，如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预备立宪等都列为专篇，来纵向作为北洋系崛起的历史铺垫；同盟会起义反清、南京临时政府、国民党黄埔建军等事件也都各有篇幅，来横向展示北洋系与国民党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丁中江更注重将北洋军阀放到近代中国大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其盛衰成败。因此，《北洋军阀史话》倒更像是一部记载晚清和北洋时代的《中国近代史》。如此写作，或许是丁中江认为不交代清楚历史背景无以读懂北洋，或是其不满足于其书仅仅成为一种茶余饭后的“史话”。

　　不过这也正好犯了臃肿累赘的毛病。陶菊隐的“史话”，掌故轶事多又妙笔生辉，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之处甚多。丁中江的“史话”，因力求丰富完备，常常以巨大篇幅引用当时的报告、电文和笔记，对有争议的事件，也常常完全摘录当事人的记载供读者参考。这种写法虽然保存了历史原貌，却近似一种年谱式的梳理，缺少闪光点。大段引用文言文，也给程度较低的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而且，引用这些报告、电文从不标明出处，若查考起来颇费周章。因此，著名北洋史研究专家来新夏在《疑义相与析：关于恶的历史学一文的答复》中认为，丁中江书“内容带有明显的演绎成分，不多为人征引”。

　　悦读 历史演变的风云诡谲

　　然而，就阅读体验而言，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却明显优于以来新夏为代表的“南开派”学者的著作。来新夏等人的北洋史研究，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红极一时。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们不取建国后对北洋统治时期的全面否定，给予其一定的修正性评价。但是，其仍不能摆脱教条史学的阴影，总体基调仍是严厉批判，以“祸国殃民”四字对北洋盖棺论定。思想上始终紧守一个“政治正确性”的红线，就导致其研究总是“戴着镣铐跳舞”，不能取得大突破。这也是其北洋研究后继无人、至今一蹶不振的原因。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因为要照顾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正确性，也到处强加有生硬的红色补丁，很多地方今人读来已经不太合适。

　　丁中江其书，虽然已经距离写作半个世纪，因未受大陆的教条史观影响，丝毫没有过时之感。其对北洋时期的判断是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的，既没有先入为主的批判，也不想在历史中归纳出什么教育意义。我们从中读出的不是控诉，也不是歌颂，甚至不是评论，而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件和鲜活的人物，是历史演变的风云诡谲和历史人物的种种不得已，获得的是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苍凉之感，以及一种对过去的深刻追思。史学亦如文学，是一门艺术，那种宣教主义的作品，往往只有时代价值而无历史价值，时过境迁便无人再读。

　　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接续了大陆久违的民国写史传统。商务印书馆再度翻印，亦是对其生命力的肯定。

　　纠偏 学术界偏冷，江湖上过热

　　今天，北洋史明显存在着学术界偏冷，江湖上过热的现象，为了影射今日中国的种种缺陷，北洋时期成了黄金时代，人物也从过去的大毒草变成了鲜花。如广东某位高龄的历史学者认为：袁世凯曾努力想将中国建立成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北洋时期一直保持三权分立的形式；青岛某位作家写的北洋人物传成了畅销书，近似于“太祖高皇帝本纪”，从袁世凯到张作霖无不是高大全的光辉形象，无限崇拜；北京某位政治学和哲学出身的教授也来分一杯羹，盛赞《清帝逊位诏书》实际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云云。细读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可知，这些一味肯定与全部抹杀一样，都是断章取义，离常识十万八千里的偏差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