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3:娱乐新闻·对话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C03:娱乐新闻·对话

赵冬苓接任剧版《红高粱》编剧

甄嬛对我写好九儿影响很大

2013年08月06日 星期二 新京报
分享:
知识青年陈志(辛柏青饰)被许诺说,如果娶了村支书的女儿翠花(陈小艺饰),就能有办法去上大学。
大学生叶秀萝(曾黎饰)喜欢的是同学陈志,后来因为“报恩”,与班党支书马庆升(冯远征饰)结婚了。
赵冬苓

  北京卫视独播的《我的父亲母亲》近期在一片古装雷剧中突出重围、获得收视佳绩,本周将迎来大结局,同时,由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版《红高粱》也在近期启动,而这两部受人关注的大戏,编剧都是赵冬苓。

  在业界,赵冬苓被视为一位“快准好”的资深编剧,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她阐述了自己的独特创作视角: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她明确拒绝了“大团圆”结局;改编《红高粱》时,她会去借鉴《甄嬛传》。她说,如今自己在不断研究市场、学习年轻编剧,“对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

  离婚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

  《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了知青岁月的婚姻,农村姑娘翠花爱上知识青年陈志,磕磕碰碰三十年,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赵冬苓说,在她那一辈、甚至她父母那一辈人里,这种“错位婚姻”非常多,“很多人因为一个死亡的婚姻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新京报:有人评论说,翠花喜欢陈志是因为热爱知识,而不是真心喜欢他。

  赵冬苓:我同意。翠花对陈志的爱,是出于对知识和文明的追求。我下过乡,我们去农村时,农村青年都会用崇拜的目光看我们,模仿我们的衣着、生活习惯。

  一般说来,女知青不大会成为农村青年选择的目标,他们会觉得女知青不会过日子,而对农村女孩来说,选择了一个城里来的男青年,就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她们都是知识青年的牺牲品。

  新京报:这里面有没有你的个人生活故事?

  赵冬苓:我本身下过两年乡,我先生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这种婚姻生活中常会出现的矛盾、问题,我自己都有亲身经历,很多时候不由自主就会流露到笔下来。

  新京报:剧中两人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以离婚收场?

  赵冬苓:很多电视剧无论怎么闹最后都是复合,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泯灭和压抑。剧中最后两人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部戏有很明确的社会背景,从“文革”结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中的人也在不断成长、不断得到解放。

  新京报:不担心这种相对残酷的结局会招来观众批评?

  赵冬苓:当时有一位专家建议我改成大团圆结局,我很明确地拒绝了。这部戏中的离婚写得并不残酷,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那场戏是在庆祝人的解放,每个人都自由了,蛮好的。

  我和莫言的看法相当一致

  郑晓龙执导的剧版《红高粱》即将开拍,编剧却由莫言女儿管笑笑换作了赵冬苓。赵冬苓说,这算是“被裹挟上阵的”,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半生的功名都砸了。剧中赵冬苓投射了自己的理念,重新塑造了一个叫朱豪三的官员,而为了兼顾南方观众,她还把荒凉场景改到了宅院里。

  新京报:此前有报道说你觉得山东高密的人“很特别”,主要是特别在哪儿?

  赵冬苓:这可能是媒体的误读,我不记得说过。倒是和莫言先生见面时,讨论过高密的“土匪”文化。高密地处齐鲁文化交汇之地,当年地广人稀,土匪横行,民风比较剽悍。

  在剧版《红高粱》里,我们会写不同类型的土匪,他们的为人处世原则以及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新京报:莫言对剧本创作给过意见吗?

  赵冬苓:他很大度,给了我充分的创作空间。我很高兴地发现,尽管和他交流前我已经完成了全部大纲,但在许多重大看法上,我和他相当一致。比如,着重写人的个性、土匪文化,着重写那个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抗战只作为大的背景等等。

  新京报:郑晓龙的意见呢?

  赵冬苓:我们对剧本的看法比较一致。实际上,我从郑导拍摄的《甄嬛传》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它对我写好九儿这一人物有很大影响。

  新京报:和电影版相比,剧中有不同的人物吗?

  赵冬苓:曹梦九只是小说里的次要人物,剧版里以他为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叫朱豪三,他的分量会大大加强,和余占鳌、九儿基本上三足鼎立。

  我们的剧本格局很大,更大的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朱豪三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基层官员,在剧中就有了很大的作用。他代表了那个时候的政治力量和执政理念。我相信他会是剧中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

  新京报:《红高粱》的环境背景,对南方观众来说会不会比较生疏?

  赵冬苓:我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把九儿从电影中的那种荒凉之地移到了宅院里,并在宅院里给她设计了复杂的人物关系。

  商业对战艺术,傻瓜才考第一

  按计划,《红高粱》将于10月在高密开机,留给编剧的时间非常短,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赵冬苓“快枪手”的名号。赵冬苓的另一身份是人大代表,她自言是“一个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作家”,在保护编剧权益和税收立法权方面,她也提出了提案。

  新京报:据说你是编剧界的“快枪手”?

  赵冬苓:一直到现在,我每写一部作品都会去采访、去深入了解,写《红高粱》时我也去了高密。但《我的父亲母亲》是我唯一没做采访的戏,我对这种独特婚姻生活的观察和积累已经有几十年了。

  新京报:你对作品的商业性会有什么权衡吗?

  赵冬苓:我现在不断地向市场、向年轻编剧学习,对于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迎合市场和艺术创作本身是一对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平衡点。

  我经常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自嘲:“傻瓜才考第一”,就是说,我不会去争收视第一,但还是希望收视排名能比较靠前。我会放弃一部分观众,但会想办法留住另一大部分观众。“得失寸心知”,创作中需要慢慢摸索和把握。

  新京报:对于国内编剧的地位问题,现在你怎么看?

  赵冬苓: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编剧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在影视圈里,编剧不在食物链的最下一层。编剧本身也要努力,编剧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作品,当你用作品打开天地时,你会发现你是不可战胜的。

  ■ 人物名片

  赵冬苓

  编剧。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影视剧制作中心影视创作部主任。1987年进入山东影视制作中心。曾以电影《上学路上》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以电视剧《沂蒙》获飞天奖最佳编剧奖。代表作包括《孔繁森》《叶落长安》《母亲,母亲》等。

  ■ “错位婚姻”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两段婚姻及四个人物交错的情感是剧情主线。赵冬苓向记者表示,自己在创作时对陈志充满了同情,“这个人的人性是非常好的,他想努力维持住这个家,想凑合着过,帮助翠花进步,甚至为了翠花放弃城里的工作到农村。他在很多时候都很无奈,这种精神上的孤掌难鸣,得不到慰藉、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呼应,是很痛苦的。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立湘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