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对我写好九儿影响很大

　　北京卫视独播的《我的父亲母亲》近期在一片古装雷剧中突出重围、获得收视佳绩，本周将迎来大结局，同时，由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版《红高粱》也在近期启动，而这两部受人关注的大戏，编剧都是赵冬苓。

　　在业界，赵冬苓被视为一位“快准好”的资深编剧，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她阐述了自己的独特创作视角：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她明确拒绝了“大团圆”结局；改编《红高粱》时，她会去借鉴《甄嬛传》。她说，如今自己在不断研究市场、学习年轻编剧，“对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

　　离婚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

　　《我的父亲母亲》讲述了知青岁月的婚姻，农村姑娘翠花爱上知识青年陈志，磕磕碰碰三十年，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赵冬苓说，在她那一辈、甚至她父母那一辈人里，这种“错位婚姻”非常多，“很多人因为一个死亡的婚姻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新京报：有人评论说，翠花喜欢陈志是因为热爱知识，而不是真心喜欢他。

　　赵冬苓：我同意。翠花对陈志的爱，是出于对知识和文明的追求。我下过乡，我们去农村时，农村青年都会用崇拜的目光看我们，模仿我们的衣着、生活习惯。

　　一般说来，女知青不大会成为农村青年选择的目标，他们会觉得女知青不会过日子，而对农村女孩来说，选择了一个城里来的男青年，就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她们都是知识青年的牺牲品。

　　新京报：这里面有没有你的个人生活故事？

　　赵冬苓：我本身下过两年乡，我先生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这种婚姻生活中常会出现的矛盾、问题，我自己都有亲身经历，很多时候不由自主就会流露到笔下来。

　　新京报：剧中两人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是以离婚收场？

　　赵冬苓：很多电视剧无论怎么闹最后都是复合，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泯灭和压抑。剧中最后两人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部戏有很明确的社会背景，从“文革”结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中的人也在不断成长、不断得到解放。

　　新京报：不担心这种相对残酷的结局会招来观众批评？

　　赵冬苓：当时有一位专家建议我改成大团圆结局，我很明确地拒绝了。这部戏中的离婚写得并不残酷，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那场戏是在庆祝人的解放，每个人都自由了，蛮好的。

　　我和莫言的看法相当一致

　　郑晓龙执导的剧版《红高粱》即将开拍，编剧却由莫言女儿管笑笑换作了赵冬苓。赵冬苓说，这算是“被裹挟上阵的”，如果做得不好，可能半生的功名都砸了。剧中赵冬苓投射了自己的理念，重新塑造了一个叫朱豪三的官员，而为了兼顾南方观众，她还把荒凉场景改到了宅院里。

　　新京报：此前有报道说你觉得山东高密的人“很特别”，主要是特别在哪儿？

　　赵冬苓：这可能是媒体的误读，我不记得说过。倒是和莫言先生见面时，讨论过高密的“土匪”文化。高密地处齐鲁文化交汇之地，当年地广人稀，土匪横行，民风比较剽悍。

　　在剧版《红高粱》里，我们会写不同类型的土匪，他们的为人处世原则以及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新京报：莫言对剧本创作给过意见吗？

　　赵冬苓：他很大度，给了我充分的创作空间。我很高兴地发现，尽管和他交流前我已经完成了全部大纲，但在许多重大看法上，我和他相当一致。比如，着重写人的个性、土匪文化，着重写那个时代的中国乡土社会，抗战只作为大的背景等等。

　　新京报：郑晓龙的意见呢？

　　赵冬苓：我们对剧本的看法比较一致。实际上，我从郑导拍摄的《甄嬛传》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它对我写好九儿这一人物有很大影响。

　　新京报：和电影版相比，剧中有不同的人物吗？

　　赵冬苓：曹梦九只是小说里的次要人物，剧版里以他为原型人物之一，塑造了一个新的人物叫朱豪三，他的分量会大大加强，和余占鳌、九儿基本上三足鼎立。

　　我们的剧本格局很大，更大的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朱豪三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基层官员，在剧中就有了很大的作用。他代表了那个时候的政治力量和执政理念。我相信他会是剧中最有光彩的人物之一。

　　新京报：《红高粱》的环境背景，对南方观众来说会不会比较生疏？

　　赵冬苓：我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把九儿从电影中的那种荒凉之地移到了宅院里，并在宅院里给她设计了复杂的人物关系。

　　商业对战艺术，傻瓜才考第一

　　按计划，《红高粱》将于10月在高密开机，留给编剧的时间非常短，这从一个角度印证了赵冬苓“快枪手”的名号。赵冬苓的另一身份是人大代表，她自言是“一个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作家”，在保护编剧权益和税收立法权方面，她也提出了提案。

　　新京报：据说你是编剧界的“快枪手”？

　　赵冬苓：一直到现在，我每写一部作品都会去采访、去深入了解，写《红高粱》时我也去了高密。但《我的父亲母亲》是我唯一没做采访的戏，我对这种独特婚姻生活的观察和积累已经有几十年了。

　　新京报：你对作品的商业性会有什么权衡吗？

　　赵冬苓：我现在不断地向市场、向年轻编剧学习，对于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迎合市场和艺术创作本身是一对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平衡点。

　　我经常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自嘲：“傻瓜才考第一”，就是说，我不会去争收视第一，但还是希望收视排名能比较靠前。我会放弃一部分观众，但会想办法留住另一大部分观众。“得失寸心知”，创作中需要慢慢摸索和把握。

　　新京报：对于国内编剧的地位问题，现在你怎么看？

　　赵冬苓：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编剧权益的维护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在影视圈里，编剧不在食物链的最下一层。编剧本身也要努力，编剧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作品，当你用作品打开天地时，你会发现你是不可战胜的。

　　■ 人物名片

　　赵冬苓

　　编剧。山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影视剧制作中心影视创作部主任。1987年进入山东影视制作中心。曾以电影《上学路上》获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以电视剧《沂蒙》获飞天奖最佳编剧奖。代表作包括《孔繁森》《叶落长安》《母亲，母亲》等。

　　■ “错位婚姻”

　　在《我的父亲母亲》里，两段婚姻及四个人物交错的情感是剧情主线。赵冬苓向记者表示，自己在创作时对陈志充满了同情，“这个人的人性是非常好的，他想努力维持住这个家，想凑合着过，帮助翠花进步，甚至为了翠花放弃城里的工作到农村。他在很多时候都很无奈，这种精神上的孤掌难鸣，得不到慰藉、在家庭当中得不到呼应，是很痛苦的。他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立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