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有人知的苏联史

　　俄罗斯研究专家，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闻一近日出版了国内首部个人撰写的苏联史——《俄罗斯通史1917-1991》。在书中，闻一利用苏联档案和资料等新史料，披露了许多苏联历史上少有人知的史实，本报摘编了书中部分内容。

　　坦波夫省农民起义

　　1917年10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等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由于粮食奇缺，列宁下令派军队到各地武装征粮，在苏联各地引发了农民起义。

　　1920年，全俄的播种面积大为减缩，只有1916年播种面积的1/4，而农作物的产量只有1913年的约一半。1921年1月2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将工人的配给量减少。而在农村，余粮征集反而加速进行，农民的不满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与此同时，坦波夫省向征粮队无条件地上缴了作为“余粮”2750万普特的粮食和1900万普特的土豆，农民的不满和骚动遍及整个坦波夫省。

　　当年夏天，出现严重的旱灾，农民的暴动席卷整个坦波夫省，并发展到了很大的规模。坦波夫省基尔萨诺夫县前警察局长安东诺夫举兵起义，在附近地区很快得到了农民的支持。1920年秋季到1921年初，安东诺夫加速了自己部队的行动，而零散的农民骚动联合成了受社会革命党人很大影响的“劳动农民联盟”，直接对抗苏维埃政权。

　　安东诺夫在对红军士兵的文告中说：“我们解放的钟声已经敲响。为了将祖国从红色刽子手中拯救出来，我开始指挥坦波夫城的民兵，就像当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在下诺夫戈罗德齐集大军。现在，有12万人的军队归我指挥。下面是我的命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们应该立即出发，来和我的民兵会合。到我这里来，到坦波夫来！”

　　坦波夫的农民起义有成为全国起义和暴动的中心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列宁和中央政府的密切关注。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把坦波夫地区的农民起义都归结为是“安东诺夫匪帮”的骚乱。随即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研究镇压“安东诺夫匪帮”不力和拖延的原因。不久，该委员会的主席卡麦隆在报告中承认镇压的军事力量不足后，强调了粮食问题：“坦波夫省的粮食状况一方面由于严重干旱、播种不足、反歉收促使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产生了不满。另一方面部队和总部对粮食供应的急需不允许征粮工作有丝毫放松，只能遵照总部命令在不满情绪和反抗行为滋长的情况下，加强征粮工作，这也削弱了反暴乱的力量，使暴乱活动得到了明显的扩大和深入”，“苏维埃政权在这里是有名无实，未能取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1921年2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责成瞿鲁巴和列扎瓦迅速起草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责成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加米涅夫起草由加里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坦波夫省农民书。然而，并没有停止对安东诺夫及其他农民起义的镇压。

　　4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坦波夫，并限定他在1个月内消灭安东诺夫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参谋长卡库林联合签署了一份对起义者使用窒息性毒气的命令。经过49天的清剿，7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向列宁汇报了坦波夫省的情况，指出清剿的成果是：“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被消灭了。劳动农民联盟被粉碎了。苏维埃政权在各地恢复。到7月11日，21000名匪徒只剩下了1200名骑兵，有大批匪首被歼灭。”他同时承认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以及在地方上拙笨地，甚至是极为残酷地执行余粮征集”。

　　（据85-94页摘编）

　　“教育”知识分子的荣誉法庭

　　为了大力推行苏维埃爱国主义并对那些破坏这种爱国主义的人进行惩罚，联共（布）中央决定成立“荣誉法庭”，以惩处那些“不老实”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

　　1947年3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共同签署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决议指出，成立荣誉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忠诚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便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作斗争”。决议还决定先在卫生部、商业部和财政部先行成立。“荣誉法庭”裁决有三种：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谴责，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警告，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和法院。决议规定，“荣誉法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

　　在卫生部首先成立“荣誉法庭”，是和克柳耶娃与罗斯金教授研制的“克-罗”抗癌制剂密切相连的。克柳耶娃教授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微生物学家，罗斯金是莫斯科大学教授、细胞学和组织学家。他们经过15年多的努力，研制出对治疗癌症有明显疗效的制剂——“克-罗”制剂。1946年7月，苏联卫生部同意两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和美国学者进行合作。随之，一系列美国学者访问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实验室，两位教授后来托去美国访问的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柏林将《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的手稿、“克-罗”制剂的生产工艺介绍材料和10支制剂送给了美国同行。两位教授的举动触犯了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决策，一是泄露了国家机密，损害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二是反对了正在倡导的苏维埃的爱国主义。1947年2月17日，斯大林曾亲自就此事询问过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并责成日丹诺夫调查和处理“克-罗”制剂案件。于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成了苏联第一个“荣誉法庭”上的最早的两个被告。

　　1947年5月上旬，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给新任命的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一封呼吁书，要求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有损苏联学者和公民的荣誉及尊严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勾当”进行荣誉审判。身为中央书记和执掌意识形态大权的日丹诺夫亲自证实了两位教授的反国家行为。他于5月30日给卫生部荣誉法庭主席写了一纸声明，其中说到“克-罗”案件是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案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是不可信赖的苏联公民”，他们的陈述是卑鄙的、不光彩的。6月5日，“荣誉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克-罗制剂”案件，主席的陈述和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的发言完全重复了日丹诺夫的声明。

　　（据305-307页摘编）

　　苏联的解体

　　“8·19政变”之后，叶利钦用瓦解苏联的形式，向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实施报复，以雪其1987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的耻辱。

　　1991年8月19日，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发动“8·19政变”，并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政变很快失败。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随即发表了电视讲话。

　　“8·19政变”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戈尔巴乔夫政权名存实亡。23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撤销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职务，任命了新人。但很快在叶利钦的压力下，重新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长。当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议会上发表讲话时，站立在他身旁的叶利钦不断地对他颐指气使，指责正是苏联共产党自己背叛了他这个总统，迫使他自己来宣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录，而他则显得理屈词穷，卑躬屈膝。他说出的话既无可奈何，又充满悲伤之情：“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而我自己也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这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已经无权和无力来阻止叶利钦想要做的一切了。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下令对苏共进行审判，对此戈尔巴乔夫不同意，他反复声明的一个理由是：禁止共产党活动将是一个错误。戈尔巴乔夫虽然还是尚存的苏联的元首，但实际控制这个国家和他本人的则是叶利钦了。

　　各个加盟共和国也纷纷转向，模仿叶利钦的作为，宣布独立。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9月9日，叶利钦正式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残存政府中取得了对武装力量、“克格勃”和内务部的控制权。至此，叶利钦成为事实上的苏联的统治者。

　　1991年11月6日，叶利钦颁布法令，任命他自己为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布尔布利斯为第一副主席。同一天，叶利钦颁布命令，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他在命令中写道：“苏共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党。这是一个以与国家机构融合在一起或者这些机构直接服从于苏共的方式来形成和实现政治权力的特殊机制。”命令中的两个重要之点是：“停止苏共、俄罗斯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活动而它们的组织机构将予以解散”，“将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苏共和俄罗斯共产党的财产转为国家财产。”而4年前的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发言中猛烈抨击了时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并要求将他开除出政治局。现在，叶利钦终于以停止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报了当年的受辱之仇。

　　（据532-533页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