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爽 一位“星星”女画家的伤痕史

　　7月的傍晚，大望路SOHO现代城39层，56岁的李爽梳着一个大辫子，疏松地搭在胸前，略显疲倦地与记者聊着天。整整一天，她都在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

　　望着落地窗外滚滚的车流与林立的高楼，李爽问我们不远处那条东西向的宽阔马路通向哪里。我们告诉她，那是通向天安门、西单的长安街，旁边的两栋褐色大高楼是国贸。

　　离国30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李爽，已经对这座经历巨变的城市变得陌生。

　　30年前，她坐上了飞往法国的大飞机，从此与故土分离。她的人生也被猛然截成了两段。前半段，是伤痕与激情；后半段，很长一段时间在“疗伤”。

　　这本《爽》，记载的是她前半段的“伤痕史”。写完这本书，她自称完全“放下”，疗伤过程圆满结束。

　　自卑与受伤的童年时代

　　李爽的疗伤，是从童年开始的。

　　3岁时，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被打成了“后补右派”，北大西语系毕业的母亲，也被连累下放到长春吉林画报社。年幼的李爽被送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5岁的姐姐跟随母亲去了东北。

　　由于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李爽特别不好。三岁的李爽不太会料理自己，大冬天阿姨就惩罚她站在门外。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李爽的两只脚冻得肿大，棉鞋都穿不进去。

　　“文革”开始后，李爽眼见着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游行。一位身着绿军装的苗条美少女，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使出吃奶的力气，向校长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李爽闭上眼，从人堆里挤出来往家跑，惨叫声追着她的耳朵。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见到暴力。

　　第二天，好朋友亚明一家，被批斗后扔上一辆卡车，遣送回了合肥原籍的乡村，接受农民监督改造。没多久，李爽一家也受到冲击。突然有一天，家里站满了十几个红卫兵，个个戴着红袖章、绿帽子，手里拿着棒子。有的红卫兵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的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多年来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

　　父亲出去游泳了，躲过了这一劫。母亲的身影永远印在了李爽的脑海里——她歪着身体靠在门框上，看着别人随意在自己的家里乱翻，所有的隐私和珍惜，被陌生的人们以最野蛮的方式玩弄、唾弃、践踏、砸得粉碎。

　　这一天，李爽没有同情父亲，因为家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他是右派。有一天晚饭时，父亲没有回来，就这样失踪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被关在学校后面一座两层的灰楼里，正面对着李爽玩“埋宝贝”游戏的大花园。

　　很多年以后，李爽也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来探监，告诉李爽一个故事：他被监禁了8个月时，天天琢磨着怎么自杀。一天，阴雨下个不停，他偶然从窗户板儿缝里看了看，一下子死的念头没有了，因为看见正在花园采蘑菇的李爽，死盯着窗户缝儿看着里面的他。他不敢叫，怕看守听见。

　　李爽告诉他：“爸，那天我只不过觉得那扇窗户好奇怪，钉得这么严实，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您在！”

　　又过了三十年，李爽对记者说，童年时不懂为什么会受到那些虐待，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感到很自卑而不爱自己，这样的伤害，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释放。

　　“星星”唯一女成员的激情青春

　　高中毕业，19岁的李爽背着自卑的包袱，去了顺义县和延庆县之间的高丽营公社一村四队插队。在这之前，时常逃学的她与一个什刹海滑冰场认识的小伙，在懵懂中甩去了处男和处女之身。三个月后，被姐姐发现怀孕的李爽吓傻了，脱口就问：“孩子是从哪儿跑进来的？”五个月时，终于找到医院做了人工引产。那一夜，李爽梦见往喜马拉雅山顶攀登，山顶上有张孩子的脸，孩子冷得快要死了。

　　开始下大田，第一次接触大自然的李爽兴奋不已。磅礴的云，蔚蓝的天，苍穹的伟大让李爽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惬意。大自然激起了李爽画画的热情，自此，她终生养成了随时画画的习惯。

　　迷上画画的李爽，春节回北京探亲，就到各大公园找个地儿画得天昏地暗。有一天在月坛公园，李爽正起劲地画着古柏苍松，突然一棵树说话了：“你画得很有诗意。”李爽转过头，发现旁边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那个人叫史铁生。

　　电影学院落榜的李爽，幸运地成为了青年艺术剧院的美工，回到了北京。自此，她混迹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结识了一大群画画、写诗的文艺青年。他们的处境大多相似——没有正式的工作，还有一个“右派”老爸。曲磊磊的父亲是《林海雪原》作者曲波，阿城是电影界首席大右派钟惦棐的孩子。高干子弟和臭老九子弟不期而遇，由于处在同一个生存环境而志同道合。

　　有一天在北岛家，黄锐问她：“听说你是青艺搞舞台美术的，能看看你的画儿吗？我们想搞一个展览会。”“来吧，我的画都在严力家。”李爽回答。第二天，黄锐就来了，看了李爽的画，眼睛里跳跃着火星：“真不错，来吧，我们就缺个女的。”

　　1979年9月27日，二十多个人的上百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墨、木刻版画以及木雕，悬挂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上午十点以后，观众越来越多，以至拥挤不堪。它引发的轰动迅速传开：在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里有一个罕见的非官方的、非常业余的、又非常前卫的民间艺术展览，叫“星星美展”！

　　1980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星星第二届绘画展览”，李爽的参展作品包括《神台下的红孩》《希望之光》《盲女》等。

　　“我们这群人当时就是不想再继续国画的传统，想学习西方的绘画，因为西方的绘画方式比较能实现个人理想，背后的目的实际上是很反叛的。”

　　惊动两国领导人的“牢狱”爱情

　　对于“星星”在美术史上的位置，成员是否成功，李爽并不是太看重，“最重要的是当年‘星星’所发的光，千千万万人向往自由、向往美的心愿，被这些人呐喊出来了。”

　　作为“星星”唯一的女性成员，身在法国的李爽，被人们记住的另外一件更轰动的事，是她与法国外交官丈夫当年轰轰烈烈的恋情。李爽为此劳教入狱两年。

　　“星星”时期，成员们经常与外国艺术家与外交官来往。李爽遇到了喜欢谈论共产主义理论的法国外交官白天祥（老白）。

　　在一次法国大使家里请客的日子，老白在阳台上向李爽表白了，随后两人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幽会。在一个老白出差的日子，偷偷住进外交公寓的李爽，下楼去见姐姐，在门口被埋伏在岗楼里的警察，抓进了三里屯派出所。经历三个月的审讯后，李爽以“流氓教唆犯”之名，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在劳教所与世隔绝的李爽完全不知道，为了营救她，外面的世界已经乱了套。法国艺术界和政界人士，组织了一个营救李爽委员会，使馆和驻华记者站的记者都被卷了进去。法国市民与艺术家们，好几百人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前游行抗议，抗议者举着巨大的标语——李爽无罪！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面见邓小平时提及了此事。邓小平当即向部下询问，他以为这件事早就解决了。第二天，李爽就被放出来了。此时，离牢教两年期满，还有一个星期。

　　11月26日，在法国机场，26岁的李爽像明星一般，受到了法国人的欢迎。报纸、电视纷纷报道这个东方“死里逃生”的美丽艺术家。李爽感觉自己有点像从一个笼子转到另一个笼子的猴儿。

　　李爽在法国开始了她的疗伤过程。住在枫丹白露，每天画上三四个小时，种花、种菜，在树林里骑马。李爽觉得，她这一代人，心灵残疾的人有很多，但很少有人会这样深入探究。写完这本书，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放开了，不再感觉是个受害者。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李爽与儿子走在北京街头，看到中国人跟外国人自由自在地手拉手，顿时有一种不知想哭还是想笑的感觉。

　　李爽觉得，她的这段经历就像给后来人挖了一口井，让他们可以自由饮水了。这两年牢坐得真是值得。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