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

　　人物简介：李铁，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城镇化、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咨询工作。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推动参与机构之一，该中心目前在64个城市，600多个小城镇展开试点工作。同时，李铁多次参与了中央、国务院有关城镇化政策文件的政策咨询工作，主持了一批国内各类城市和地区的规划。

　　转变发展模式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

　　新京报：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如何理解新型城镇化？

　　李铁：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提升转变，扩大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如何从粗放型的扩张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解决城市发展模式的调整。

　　新京报：这两个方面的转变具体包括哪些核心内容？

　　李铁：内涵就两个，首先是农民工市民化，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来解决农民进城以后和城镇居民的平等化，这里涉及户籍制度改革。第二个就是可持续发展，农民进城要享受公共服务，享受居住、就业等方面的均等待遇。

　　新京报：在具体执行上，应怎样和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区别开来？

　　李铁：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上项目，不是撵农民进城，而是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服务均等化和定居落户难的问题，要逐步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等问题放到城里解决，甚至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新京报：改革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铁：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不是现在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多元人口的挑战，拿出一部分财政支出来真正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实现城镇化的进程，面临着利益结构的挑战，而这个利益结构使原来所谓的城乡简单二元结构关系演变到区域关系，中西部城市会比东部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这种水平的差距使我们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

　　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

　　新京报：要实现质量型提升，必须解决农民的公共服务问题，目前农民的公共服务资源现状是什么？

　　李铁：衡量城镇化的指标，要看农民工获得的公共服务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城镇化不是富人的城镇化，而是穷人的城镇化，农民工要进城，要跟城镇居民享受共同的福利待遇。

　　公共服务的内涵可以分解成教育、社保、保障房及医疗服务等方面，现在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公共福利远远大于农村居民，但这并不完全对外来人口开放。

　　外来人口不能享受户籍人口的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政策。截至2010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9.5%、24.1%、14.3%、4.9%和2.9%。

　　新京报：目前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是比较低，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铁：城镇化最基础的成本就是社保缴纳。中国享受不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大概有2.6亿，这些农民工社会保障缴纳率低，平均才24%。一方面是企业不大愿意给农民工缴纳社保，造成农民工整体缴纳社保的比例比较低。另一方面是一些灵活就业人口无法缴纳社保。

　　政府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在制度上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的限制，再对企业缴纳社保加强监管的力度。

　　新京报：外来人口涌入城里，住房是一个大问题，应如何解决？

　　李铁：一方面，住房不能靠政府全部承包。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已经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得到解决。人口长期流动就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住房保障政策会使福利固定化，限制人口长期流动。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要的是解决外来人口居住区的基础设施改善，解决食品安全、交通便利等问题。

　　新京报：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2.6%，到2030年城镇化率可能达到70%。将会有3亿多甚至4亿多的人口要进入城镇就业。但现在农民工多数仍然从事工业，服务业没有提升上来，是否应当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李铁：目前农民工从事工业的所占比重较大，但如果几亿人口都从事工业，问题就大了。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看，基本都是通过服务业接纳就业人口。中国目前服务业发展比重较低，甚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8个百分点，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重大问题。

　　转型生态集约模式

　　新京报：目前城镇发展模式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地方政府的大量短期行为，城镇化门槛过高等不可持续的行为，这一模式应如何转变？

　　李铁：中国的城镇化是7.1亿人口的城镇化，面临着资源消耗和资源竞争。中国如果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不仅仅要增加能源消耗，还要增加碳排放。所以，克强总理讲要走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要从粗放的发展模式向集约的发展模式转变，我们自己提出了绿色生态等一系列的问题。

　　新京报：在具体执行上，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可持续的生态模式存在着怎样的博弈？

　　李铁：城市建设向欧美看齐，高标准、追求现代化，大量的短期行为浪费政府资源，这种例子很多，大广场，大马路，大办公楼等等，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门槛。

　　中国有近9亿农民仍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实际上，城镇化是低素质、低端就业、低收入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这与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冲突。

　　所以，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调整政府对土地的过度依赖，比如通过制度方式，提高占地成本，从利益上制约占地的冲动，扼制摊大饼的方式。要实现创新管理，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新京报：国外城镇化也走过弯路，我国应侧重借鉴国外的哪些成熟经验？

　　李铁：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认为，生态就是看得见的绿色、看得见的水。在国际上公认的生态城市就是城市资源的高效利用、高度集约和人口密度的高度提高。

　　学习国外经验应首先解决如何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实现城市集约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中低收入人口的问题。所以，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要解决容纳更多的城镇人口问题。

　　新京报记者 龚小锋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上项目，不是撵农民进城，而是解决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服务均等化和定居落户难的问题，要逐步把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医疗等问题放到城里解决，甚至要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