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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精神“超出”现实世界并非逃避

2013年08月29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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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 中国著名宗教哲学学者,1950年生于贵阳,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有心无题》、《神圣的根》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系统神学》等,编有《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宗教与世界”丛书、《蒂里希选集》等。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学者何光沪以基督教神学研究称誉学界。在人民大学校内一家咖啡馆,何光沪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他一再强调“超出”,面对生活,我们要超出自己;面对世界,我们要超出现实;面对新时代的信仰,也可以“超出”,从信仰的内在化、私人化来达成。这种超出的态度,不仅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安放身心,更重要的是,能提供理性之外的一个终极故乡,供人类心灵栖息。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童年记忆 修道院里的老太太都走了

  小时候我在贵阳,学校旁边有一座贵州最大的天主教堂,教堂旁边还有修道院。我和比我大一两岁的小学生玩耍,每人拿着一根竹竿打仗,没兴趣玩了,就去修道院里打蟠桃。那时候,我不知道“修道院”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院子里有一大片蟠桃树,我们乱打一气,以此为乐。

  我第一次和基督教相遇,不是打蟠桃,而是在街道办事处的宣传广告里。广告里有大幅照片,配有文字说明,那时我不认识字,只好问人,被问的人念出一句:罐子里装的是孩子的眼珠,是教堂用来做药的。这是我对基督教最初的认识,一方面觉得恐惧,一方面又将信将疑。后来知道,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再过一两年,修道院里的老太太都走了。为什么呢?那时候,教堂成为工厂、仓库,寺庙结满蜘蛛网,神像、菩萨像被打掉,信仰变成一种罪状。这是我小时候对宗教、信仰的印象。

  后来,我下乡当知青,政府有粮食供应,但日子很苦,我挑着几十斤粮食,跋山涉水,挥汗如雨,汗水掉下来,眼睛看不见路。举目一望,好像整个世界就是如此,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为了吃碗饭,住一间房,这么难。我也取过砖瓦,砖窑里温度高,用木板把砖瓦拿出来,然后按工分分配,比如我有20个工分,可以分得20块瓦,接着又跋山涉水,把瓦放在屋角,留着盖房子用。这20块瓦已经让我觉得苦不堪言了,要盖一个房子得多少瓦啊?现在你们买房,也是用另一种方式在攒瓦,可能不太流汗,但心里也很苦。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想到,要跳出这个现实世界。如果不跳,你永远处在一个局限、封闭的世界里。宗教信仰就有这一种作用,对于个人,让你觉得我们所见的世界并不是全部,可以突破人的理性的局限。

  生活态度 信仰有内在化、私人化趋势

  我没有发过微博,但在微博上流传的几句话,是我说的,并不是谣传。我说,“社会没有基本的规矩,就变成弱肉强食的野兽丛林”,还说“在现代国家,宪法就是基本的规矩”。

  我说这些话,基于我对当前社会的认识。现在这个社会的危机,还不仅仅是年轻人没有房住,成为房奴,暮气沉沉,不仅仅是留守儿童问题、教育问题等等,最大的危机在于不公平。我想,财富、资源这么多,若公平一点,人们就不会感到这么苦。

  与社会问题同步,宗教领域也产生了危机,但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有信仰者数量的减少,这个问题就需要具体分析。有个观点很有代表性,著名的社会学家贝格尔上世纪60年代阐释过,他认为,全世界越来越世俗化,宗教也变得世俗化,意思是科学发达了,大家不再需要宗教信仰,宗教越来越没有“地盘”了,有信仰者逐渐减少了。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贝格尔这个说法符合西欧的情况,但不能涵盖全世界,比如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因为前苏联长期压制宗教,前苏联垮台后,宗教信仰在那里反而变得兴旺起来。

  除了俄罗斯、东欧国家,还有中东、北非、西亚等地区,也产生了一股“宗教热”。其实,中国的宗教领域现在同样处在兴旺阶段。“文革”时期,寺庙毁了,教堂毁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宗教开始兴旺起来,其中势头最好的是佛教、基督教。

  还有一个情况,是信仰的内在化、私人化,这个我们需要注意。也就是说,他有宗教信仰,但不去教堂,不做礼拜,不需要宗教仪式。对此,英国一个社会学家把这一现象阐述为“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意思是有信仰,但不属于某个教会。礼拜的时间段,你去欧洲的海边、电影院一些好玩的地方采访,问别人有没有宗教信仰,得到的答复可能大多是肯定的。这时候,宗教得益于它深沉的文化影响,变成了欧洲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安放身心 超出个人,超出现实世界

  刚才也说了一些社会问题,回到人的身心这一话题,还存在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有的人忧虑,现在这个社会,你要善良、纯洁,就会被边缘化,好像只有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一条路可以走。我也听过这样的段子,“人家都捞你不捞,老婆说你是草包”。

  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反省、思考,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制度上来找原因。想想看,如果制度合理,就能惩恶扬善,有德有才的人有发挥的平台;不管你这个制度设计得如何高明,结果导致好人受气,坏人得势,那还要重新考虑,要改善它。

  制度的重要,还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如果你是“被拔”出来的,你眼睛往哪里看?往上看,盯着上边人的脸色,不然会掉下来;“选举”不是这样,如果你是被举起来的,你只能盯着下边人看,下边放手,你就掉下来了。

  制度解决不了一切问题,但它可以提供文明、合法的解决方法。当然,除了制度,人心也很重要。人设计了制度,制度成形后,反过来影响人,这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说制度、人心的话题,还可以谈谈怎么安放身心。现在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成为房奴,无法真正立足,又回不到故乡,身心焦躁,要安放身心,很难,太难了。这是时代的普遍现象,我觉得要超出个人来看,尽管超出个人,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但是当你为这些事情去呼吁、奔走的时候,当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来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事情就会发生改变,你也会感到生活的意义。

  我总是提到要“超出”,超出个人,超出现实世界。因为我是宗教研究者,宗教就是这样一个出口,它就是要超出个人的生活范围、认识范围去看问题。

  在宗教领域,我们要超出这个现实世界,这看起来虚无、缥缈、不实,但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让人超越自己。这个“超出”,不是逃避,恰巧是要去解决问题,是有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胸怀、力量的支持。

  ■ 心灵榜样

  新京报:在你看来,有身、心、灵较好融合的典型或者说榜样吗?

  何光沪:这就很多了,比如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马丁·路德·金为黑人争取民权,愿意为此牺牲,很少有人能做到。而且他身上比较宝贵的一点是,尽管面临暴力威胁,但他坚持采用非暴力手段。他被打死了,但他不是失败者,他胜利了,他的理念深入人心,这样黑人才能当上总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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