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2)

　　（上接C03版）

　　启蒙与启明 “土匪只好去隔壁县了”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从发动直至最后完成，全在于其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结合在一起所构成之伟大力量。”他所践行的乡村建设，带有启蒙色彩，将知识分子的理念带给农民，也带有启明的色彩，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到农民生活中。

　　考察乡建运动回京，梁漱溟通过教育家王鸿一的介绍，认识了河南人梁耀祖、彭禹廷等人，当时他们得到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正在筹办河南村治学院。于是，又应邀到河南开展村治实验。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漱溟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支持者韩复榘调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河南村治学院难以为继，于当年10月解散。在征得韩复榘同意后，河南村治学院的部分同仁迁往山东，1931年3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里，梁漱溟开展乡建运动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邹平的乡村建设很快成为全国乡建运动的“领头羊”，“是当时中国人超越政党而救国的卓越努力”。

　　乡村建设研究院下设三个机构，分别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制定有关计划、方案和政策；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乡建人才；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交通方便、自然条件理想的邹平县为实验区。邹平确定为实验县后，该县的全部事务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梁漱溟等人提名，山东省政府按照提名任命。

　　除了组织管理权，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还有治安权。在挂有梁漱溟手书“行其所知”书法条幅的住处，梁漱溟长子、今年88岁的梁培宽幼时曾住在邹平，他对记者回忆道：“那时候，研究院从地方上挑选年轻人，加以训练，组成民兵队，这样，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保卫力量，土匪就只好去隔壁县了。”

　　在治安、管理之外，研究院积极发展合作社，利用合作形式来引进科学技术，增加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创办乡学、村学，把教育社会化，也借此培养村民的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培养村民自治组织的能力，从被动变为主动，来创造文化，改造农村。甚至还成立一些道德协会，以相互监督、清除落后习俗，有的村还编写了《早起歌》，唱到：“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勤俭孝友，慈幼敬老，乡村风俗自好，力田而食，布衣亦尊，天下将太平了。”

　　这些行动都让清华大学教授、学者许章润颇为感触。上世纪80年代，许章润曾面见梁漱溟，并提问。他对记者说：“现在讲乡村建设，是要解决农村凋敝的境况，比如怎么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把乡村建设当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像梁先生那样，要传达价值理念。”

　　被终止的改良 以出家精神开展乡建

　　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让农民能在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但这种温和的改良，需要时间，可惜未得时代之允许，被迫中止。因此，梁漱溟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种国家建设的路径，并留下了可待延续的传统。

　　在邹平，梁漱溟致力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他曾论述道：“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要做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做，社会团体可以做，必皆亦本地人自作为归。”

　　欧宁认为，从乡村文化的内部着手，是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时和晏阳初的差别所在。也就是说，晏阳初在定县举办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从教农民识字入手，来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这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梁漱溟是从精神训练入手，从传统文化汲取营养，培养团体意识、集体精神、关切公共事务的能力，这之后自动组织起来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邹平乡建运动历时七年，其间山东省政府将邹平经验推而广之，至1937年，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已经超过70个。但是，随着日本的入侵，乡建运动被迫结束。对于这七年，梁漱溟后来认为：“……在当时乡间也是不无效果的。诸如实验区乡村之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同时，他也坦承：“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在许章润看来，乡村建设要解决中国问题，正反映出梁漱溟儒者的特点，“为苍生起，奔走于大地”“儒者是要实践儒家学说，要身体力行，有一种宗教般的救世情怀，现在有一些新儒家学者，天天在说我是一个儒者，说完可能就唱卡拉OK去了。”

　　实际上，梁漱溟确实有一种救世情怀，在一篇题为《以出家精神做乡村工作》的短文里，他表示：“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采访时，许章润对记者说：“梁先生从来都是家国天下这个大框架里来思考具体问题，你们写文章，要把这句话一定要写进去。没有这个眼界、眼光，瞎嚷嚷有什么用？但这正是一般人忽略的问题。”许章润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际上就是国家建设。马勇也认为，这种本土的乡村实践，是梁漱溟在转型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他给出了一个路径。

　　对于这一场乡建运动，学界持论不一，有人认为它以失败告终，有人觉得只是“未完成”。梁培宽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赞同：“如果一项运动要开展20年，但只进行了7年，成功或者失败谁能说得清楚，如何来评估？”

　　入世的痴狂 中国文化的托命者

　　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语带狂妄，却是对中国命运的痴心观照。受阳明学的影响，梁漱溟也是认为，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因此他对社会的政治关怀，是超越政治希冀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乡村建设运动之外，梁漱溟同样挥洒着他的儒家入世情怀。从晚清、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已经风雨飘摇，“这棵大树差不多要被吹断了”，许纪霖认为，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梁漱溟自觉承担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角色。“所谓托天命，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理解成了文化的托天命者。”

　　梁漱溟的儒者之狂，可以从他遭遇的危险经历中找到解释。1942年2月，梁漱溟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信，即《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信中，梁漱溟对两个儿子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并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这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这些话，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很多人的讥讽。

　　这封寄给两个儿子的长信，写于1942年初。次年7月，梁漱溟又在信后附有一则简短的“后记”，最后一句话写着：“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说到这一则轶事时，许纪霖会心大笑：“很多人觉得他狂，实际上，不是他狂，而是他觉得自己是承担了中国文化天命的人。”许纪霖认为，在转型时代，自觉怀抱中国文化使命，是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承担。除了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大儒都是“文化托命之士”，“他们受到阳明学影响，他们对社会的真正关怀，不是政治，是文化”。他们都试图“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梁漱溟也向访问者艾恺表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与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点是，他“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这些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统，王阳明认为我心即世界，内心的良知涵盖了整个世界。传习阳明心学的人大多比较狂，但这个‘狂’，不是虚妄，而是有实际内容，比如梁漱溟自认为承担了文化使命，并且这样做了。”许纪霖解释道。

　　1953年，梁漱溟当众顶撞毛泽东，提出“农民生活在九天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向毛泽东要雅量，至今仍然被学术界津津乐道。有评论者认为这一时期，梁漱溟的儒者之狂走到了顶峰。许纪霖认为：“在当时，没有人有这样大的勇气，这次梁漱溟所表现出来的狂，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担当，背后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承担了‘天命’，代表了农民。”

　　梁漱溟这种儒者之狂，如今来看，饱含着一种时代的忧伤。“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许纪霖说。

　　（参考书目：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乡村建设理论》、《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